“這個疙瘩還是我到了美國以後才解開的。我在那兒可以睜著眼睛看海峽兩邊的社會；可以讀各方麵的報紙刊物和書籍（包括美國的）；可以在衣阿華接觸世界許多地區的作家和作品。我的視野擴大了，我的感情冷靜了。後來我同保羅一道翻譯《毛澤東詩詞》。我們是一九七〇年動手這項工作的。當時尼克鬆還沒去北京呢，所以不是為了趕浪頭。
“為了了解每首詩詞的背景，我們參看了不少有關中國革命的書，像斯諾的《西行漫記》。所以我們那個譯本有個特色：不但在每首詩詞後邊都注了時代背景，並且寫上我們的體會。
“我對中國現代曆史事件的研究，譬如長征吧，對於我‘由怨到愛’的轉變有很大的影響。
“我明白了幾十年來國民黨向我宣傳的‘匪’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了幾萬萬人民，為了子孫，為了建設一個合理的社會，什麼艱險也不伯。爬雪山，吃皮帶，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從詩詞格律的嚴謹，我佩服毛主席的學問。但是更打動我的，還是他那偉大的胸襟：駕馭自然，戰勝瘟疫；為了改變人性而變革社會、政治製度。他抒發的不是個人的感情，而是堅強的革命意誌。《昆侖》裏的‘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那是多麼崇高的境界！
“上次回來探親，又受到一次啟發，在那以前我們走了七八個亞洲國家，我心裏有個比較。特別是印度。在新德裏，印度作家們請我去做客。在宴會上我講了我對新中國從怨到愛這個重新認識曆史的過程。我說，我愛中國，因為它是一個不滿足現狀、永遠向上的國家。”
象征的寫實
說來聶華苓的創作生涯還是在南京開始的。一九四九年她就用“遠思”這個筆名寫文章了。她說有一篇《變形蟲》是諷刺投機者的。她的短篇小說大多是寫從大陸逃到台灣的小市民的生活和心理狀態的。《失去的金鈴子》是她的第一個長篇，通過女主人公苓子生活的一個橫斷麵，描寫抗戰時期一個女孩子莊嚴而痛苦的成長過程。作品構思新穎，文筆細膩，很富感染力。例如寫秋蟲金鈴子那段：
忽然聽見一個聲音，若斷若續，低微清越，不知從何處飄來，好像一根金絲，一匝匝的，在田野上繞，在樹枝上繞，在我心上繞；越繞越長，也越明亮。我幾乎可以看見一縷細悠悠的金光。那聲音透著點兒什麼？也許是歡樂，但我卻聽出悲哀。不，也不是悲哀，而是點兒不同的東西。隻要有生命，就有它存在，很深，很細，很飄忽……
作者在本書的後記中回答“苓子是我嗎？”這個問題時說：“文學除供欣賞樂趣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
聶華苓更大膽的一個嚐試，是她的寓言體小說《桑青與桃紅》。在創作方法上，她企圖綜合中國傳統的以及現代西方的技巧。主題是通過女主人公的精神分裂，來象征國家政治上的動亂在這一代中國人內心所造成的悲劇。桑青和桃紅是同一女主人公的雙重人格。作品以書簡和日記形式，把現在與過去交織起來。
“這個疙瘩還是我到了美國以後才解開的。我在那兒可以睜著眼睛看海峽兩邊的社會；可以讀各方麵的報紙刊物和書籍（包括美國的）；可以在衣阿華接觸世界許多地區的作家和作品。我的視野擴大了，我的感情冷靜了。後來我同保羅一道翻譯《毛澤東詩詞》。我們是一九七〇年動手這項工作的。當時尼克鬆還沒去北京呢，所以不是為了趕浪頭。
“為了了解每首詩詞的背景，我們參看了不少有關中國革命的書，像斯諾的《西行漫記》。所以我們那個譯本有個特色：不但在每首詩詞後邊都注了時代背景，並且寫上我們的體會。
“我對中國現代曆史事件的研究，譬如長征吧，對於我‘由怨到愛’的轉變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