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幼兒園還很少，我三四歲時，上了永光寺幼兒園，這是北平南城相當不錯的幼兒園。在幼兒園中記得最清楚的有兩件事，一是吳佩孚大帥（北平人簡稱為『吳大帥』）有個孫輩的小孩與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發美國援華食品及衣物。
少年舊事憶城南
也許人老了都愛憶舊，我也不例外。一個夜晚與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燈光相映的店鋪和熙來攘往的人群，不禁想起小時候在大柵欄、觀音寺購物和遊玩的情景。現在我居住在東三環外城鄉結合部，其熱鬧繁華程度足以與20世紀40年代北平購物中心相比，可見北京變化之大。從少及壯，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對城南有著一份特殊情感。
所謂“北京城南”，從地理上說是指“前三門”以南，可是從文化上說，多指宣武門之南，也即通常說的宣南，因為清代以來，這裏多居住漢族的文人士大夫，遺傳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變。林海音先生的《城南舊事》所寫的“城南”也是指椿樹胡同、西草廠一帶。我小時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寫的還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謂“河沿”是指“前三門”南麵的護城河（現在的一號地鐵線），本來前門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開通了和平門，打通了南新華街，那麼南新華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西西河沿舊事
1942年我生在和平門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號，那是我們租的一個小四合院，北屋三間半，南屋三間，半間門道，東西屋各兩間，有個十四五平米的院子，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1．後街的日本人
我生在日本占領北平時期，而且後街（也稱後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領軍，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職員之類。後河沿的房子顯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極小的院子，大約五六間房，低矮潮濕。有些人是在“七七事變”之前就在這裏住了，多是朝出晚歸，很少與中國人來往。唯有雙方的孩子有點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國小孩多，往往占上風，但日本孩子吃了虧好像很少向家長哭訴，也不見日本大人拉著他們孩子來找中國家長的；偶爾中國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國家長也不敢找日本家長說理，這使得中國人很憤懣。
雖然日本投降時我才三歲，但對日本占領還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來就有一種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際就瀉肚，這是“虎列拉”（霍亂）的典型症狀。而日本鬼子是“談‘虎’色變”，搞了一個“活埋‘虎列拉’”的政策，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禍臨頭，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為此不敢讓我出門，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統治的後幾年裏，太平洋戰爭越打越糟，許多物質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來點兒大棗、葡萄，一進北平火車站（站在前門），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噴得全白了，弄得誰也不敢吃了，隻好扔掉。另一件震動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國“地工”人員暗殺了日本一個軍政大員，傳說這個“地工”是個“麻子”，於是北平的“麻子”倒黴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陰雲籠罩全城。
西西河沿一帶居民最反感的是後街日本人的生活習慣。上麵說過後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極狹小，日本男人特別愛洗身子，不論冬夏他們脫得赤條條的，隻用一根布條子兜襠，在街上大洗特洗，這讓中國人很不習慣，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愛罵日本人“洗澡”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個東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體！”“誰家沒有大姑娘小媳婦，真是禽獸！”所以中國人很少走後街，即使從街口過，也是目不斜視。
1945年抗戰勝利，後街的日本人悄無聲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塊心病。日本人走了，我們家也起了點變化，買了164號院，成了有房一族。這房子的原主人是東北人，姓司，夫婦兩人帶著一個小姑娘過活，是日本翻譯官，似乎沒有什麼劣跡，隻是日本人走了，他失業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時北京房子便宜得讓今人難以想象（近百年來北京房價六起六落），164號是個三合院，北屋三間半，東、西屋各兩間，沒有南屋，但院子大，約有二十多平米，北房與東、西房之間各有夾道，可蓋小房。就這樣一個院子售價僅為一百匹本色粗白布（最便宜的布）。當時一匹為十丈，按現在價格也就是二三百元，那麼，一百匹合現在的兩三萬元。買了這個小院後，粗裝修（主要是把室內地麵改為水泥地，紙窗戶改為玻璃窗，牆壁用可賽銀粉刷）花了20匹布。給我留的印象最深的是司家即將搬走時，給我們留下一副網球拍子，這是我小時唯一的、帶有點洋氣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