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據學又稱“漢學”。惠棟、戴震等“隆漢貶宋”，絕非出於對不同時代學派的愛憎，而是出於對不同方法論的抉擇。惠、戴學派反對宋人“鑿空”說經，“憑胸臆以為斷”；主張必由漢經師訓詁以明孔孟義理，重視征實。這不是複古，而是在古學外衣下的學術創新。劉師培最早說，乾嘉考據接近西方科學。而真正能夠說明東西方治學方法相通並吸取西方科學革新乾嘉考據的，則是民國年間從美國接受實驗主義歸國的胡適。
19世紀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催生了實驗主義哲學。它不相信永恒不變的天理，認為是真理還是謬誤，必須通過實驗來判別。它相信一切事物都是進化的。實驗主義認為，困惑是思維的起點；假設和選擇假設是解決困惑的重要步驟；必須得到確鑿證據，才能肯定或者推翻原來的假設，做出結論。胡適把這種思維方法概括為十個字——“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把它對照乾嘉考據學，發現很多是暗合的。但因清儒是不自覺的，所以，有時限於取證不足，而把假設當做了結論。經過胡適等的改革，我國的考據學發生了劃時代的進步，完全成為科學。最早直接受胡適教導，把改進過的考據學應用到太平天國史研究，得到空前巨大收獲的，就是羅爾綱先生。
考據學的首要工作是取證。清乾隆年間，邵晉涵撰《爾雅正義》，他預計“取證差少三年”。由於對某些問題取證不足，乾嘉諸老所作結論也往往被後人所否定。如戴震在《毛鄭詩考正》中斷言，《毛詩》傳本裏有些“訊”字，毛、鄭都解釋為告，當是“誶”字之訛。“誶”，讀若瘁，訓告；“訊”，讀若信，訓問，音義都不相同。但隨著取證的深入，戴門弟子王念孫發現先秦古音“訊”讀如瘁，與“誶”同音，因此在經傳中二字大量通用，既有以“訊”作告意解，也有以“誶”作問意解，並非錯字。於是王氏的《廣雅疏證》推翻了戴氏的假設，“或以訊為誶之訛，失之”。曆史學的取證，就是搜集史料。如眾所知，對此，羅先生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創造了圖書館摸底等方法，收集到一千數百萬字太平天國史料。這種取證功夫，正是對乾嘉考據學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考據學的又一重要工作，是審查所獲得的證據是真的還是假的，內容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的開山祖師，但也有相信偽證的疏失。如《日知錄》卷二十“年月朔日子”條，舉《文選》所輯魏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與《南史·劉之遴傳》所載“古本《漢書》”為證，不知此二件都出自後世偽托，前者經淩廷堪辨明，後者經邵晉涵考定。羅先生為辨別史料真偽，考證記載異同，也耗費了巨大心血。他所撰的《太平天國史料裏的第一部大偽書——〈江南春夢庵筆記〉考偽》、《洪大全考》、《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都是啟發一代學者的考據名篇。
乾嘉考據學又稱“漢學”。惠棟、戴震等“隆漢貶宋”，絕非出於對不同時代學派的愛憎，而是出於對不同方法論的抉擇。惠、戴學派反對宋人“鑿空”說經，“憑胸臆以為斷”；主張必由漢經師訓詁以明孔孟義理，重視征實。這不是複古，而是在古學外衣下的學術創新。劉師培最早說，乾嘉考據接近西方科學。而真正能夠說明東西方治學方法相通並吸取西方科學革新乾嘉考據的，則是民國年間從美國接受實驗主義歸國的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