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專在省城蘭州。潘石屹離家求學，家裏一分錢也拿不出來，隻給他買了一張上蘭州的火車票。潘詩麟送兒子去火車站。當時潘石屹隻有16歲，因為生活不好，發育慢，長得很瘦小，隻有一米五多一點。他背著一床棉被，被子裏包著一件棉衣和一條褲子。這就是他帶走的所有家當。潘石屹瘦小的身軀背著棉被，一步一步地挪動，慢慢消失在火車站長長的甬道裏。望著兒子的背影，潘詩麟這位中年漢子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啜泣起來。
回憶往昔艱難生活的時候，潘詩麟語氣輕鬆，那已是過往雲煙。唯獨憶起兒子在火車站漸漸消失的瘦小背影，他哽咽起來：“為什麼那時候家裏就那麼窮啊？”
他用手背搓了搓眼睛，又擦了擦鼻子，神情因激動而有些恍惚。他說，看到孫子條件很好，想起大兒子當初，心裏很不好受。這是他最心酸的事，他和老伴覺得虧欠大兒子太多了。
如今的潘詩麟，和小兒子、潘石屹弟弟潘石堅住在SOHO現代城一套300平方米左右的複式房裏，平常潘石屹隻要有空，都會來看望父親，一起聊天、吃麵。另外，潘石屹每次出遠門回來，也必定先來看看父親。
少年時期，潘石屹需要為五分錢煩惱。在他的心裏，錢是萬能的，可以解決一切。那時候，錢都是一分、兩分、一角、兩角的，一元就是很大的數字。對潘石屹來說，錢第一就是能看病、買藥。自潘石屹有記憶起，當地一直是合作醫療，無論中藥還是西藥，所有的藥都標價五分錢。為了給潘石屹母親看病，就得湊夠五分錢。五分錢，足以緩解病痛、延續母親的生命。當潘石屹離家讀書的時候，最大的願望是，他希望他下次回家，能看到母親坐起來，坐在床上等他。這是他最大的幸福。
下海經商。
擺脫窮困的渴求，壓倒一切。
1984年，畢業於中國石油管道學院的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經濟改革研究室，一個月工資40元，其中有一半他寄給讀書的大妹妹。
在機關，潘石屹無所事事。“整個管道局裏，除了輸油調度處每天在做事外，別的部門全都無所事事，隻會給人添麻煩，包括我自己。大家都守在機關裏坐著，我20歲出頭就在機關裏坐著，開始比較新鮮，什麼都不幹，工資還比較高，下麵的人還給我們送點蘋果、大米什麼的。下麵單位有的還給我們送豆腐皮，大家高高興興的。但是坐了半年時間，覺得特別沒意思。
“在廊坊最後有半年多時間覺得自己也是閑待著的，在一個機關裏，有將近1000人，真正能夠給社會創造價值的人不是很多，剩下的人都是幹部，幹部好像沒有什麼事情幹。所以我對下海的願望特別強烈。”
在別人的身上他看到自己相似的未來：一眼就望到頭的一輩子。他寫道：“我記得我們辦公室分來一個女大學生，我們處長就說，小潘，你去幫她抬張桌子去。結果這個女大學生特別挑剔，再加上那時候桌子質量也不好，她就說這個桌子這裏不行，那個桌子那裏不行什麼的。我等得不行了，就說，這不就是一張桌子嗎，趕緊抬回去得了。
“她就說：‘小潘，這張桌子我可得坐一輩子啊，當然得好好挑了。’這句話給我的感觸特別深，我回去後看了看我的桌子，又看了看我的茶杯，想想就一輩子這樣度過嗎？”
生存的壓力以及不甘於平庸的衝動，成為潘石屹1987年離職下海的原動力。同期，與他作出同樣選擇、放棄鐵飯碗的人不少。當時，“發財夢”如沸水裏的氣泡在無數人的腦子裏咕嚕咕嚕地冒出。一部分聰明的人在政治風向的轉變裏聞到了商機，心思活泛了起來。1987年，中共十三大承認個體私人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在政治上確保了私有企業合法化。經濟學家張維迎在他一篇文章裏寫道，1988年之後，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大量黨政幹部和事業單位知識分子下海，構成了中國改革30年來的第二代企業家。僅僅1992年一年，中國有12萬黨政幹部下海見《市場的邏輯》，作者張維迎，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