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一樣，都是隻有威望卻無實權的領袖人物。文人革命家在奪取政權以前起著極其重要的輿論製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權到手，他們就被掌握軍隊的軍人政治家們排擠到一邊。孫中山被袁世凱擺布，汪精衛被蔣介石擺布，都是中國“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犧牲品。不過汪精衛對國民黨建立和發展的“功勳”是無法抹煞的。現在台灣的國民黨，在召開重要會議以前必先朗讀孫中山總理的遺言。然而這個遺言其實卻是汪精衛所寫，孫中山不過簽個字而已。這也表現出汪精衛對國民黨的影響仍然“陰魂不散”。
汪精衛一生以生命為賭注進行了兩次拚搏，一次是刺殺攝政王，另一次是發起和平運動，前一次賭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後一次賭博卻完全失敗，遭到世人的唾罵。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運氣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汪精衛行刺攝政王時抱著必死的決心，根本沒有想到生還。清政府對行刺滿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沒有不處死的先例，隻是到了汪精衛時才破例免死。如果當時清政府成全汪精衛必死的決心處死汪精衛，中國就會少一個大漢奸而多一個大英雄，現在我們的中小學生們將代代朗讀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言壯語。
如果汪精衛在１９３５年遇刺時被打死，也會成為中國可歌可泣的光榮老革命家，而汪精衛卻隻傷不死。如果１９３９年重慶特務不是錯殺曾仲鳴而是打死汪精衛，人們也隻是歎惜汪精衛一時糊塗，不會使汪精衛背上史上最大級漢奸的惡名。但命運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衛最後對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滿意的，在他６０歲還曆時曾經寫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懷詞：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欄杆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汪精衛在詞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元好問這樣的亡國詩人之作引起汪精衛的共鳴，可見汪精衛的內心亦是鬱鬱頹喪。
不少人把汪精衛投靠日本人解釋為與蔣介石爭權，但從汪精衛的曆史來看，汪精衛並不是特別醉心於權力的人。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勝利時，以汪精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社會影響，他至少可以當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胡漢民就作了廣東都督。當時汪精衛才３０歲，這樣的高官對於一個３０歲的青年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衛卻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放棄作官到法國留學。辛亥革命後象汪精衛這樣具有功勞威望之人卻沒有作官的，隻有汪精衛一人。後來汪精衛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時，在完全可以不辭職的情況下主動自責辭職，也反映出汪精衛對權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簡單地把汪精衛離開重慶搞和平運動看成是爭權奪利，其實是把曆史人物臉譜化了。
汪精衛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又怎麼會遭到外國的侵略？又怎麼會有漢奸？一個國家曆史上的漢奸越多，就說明這個國家越弱。對於一個遭到強敵侵略的弱國，總要有人挑起“漢奸的擔子”，古今中外的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應該公式化地把“漢奸”理解為一群整天想著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而應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漢奸”們的悲劇。
附：汪精衛叛國“豔電”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汪精衛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統，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誌均鑒：
今年４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７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２２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幹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製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製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製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讚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 和平。日本政府１１月３日之聲明，已改變１月１６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曆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引提議，伏祈采納！汪兆銘，豔。 ▃本▃作▃品▃由▃思▃兔▃在▃線▃閱▃讀▃網▃友▃整▃理▃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