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10（12）。
一個位高望重、聲名顯赫、一呼百應的當權者，麵對人們如潮而來的讚譽頌揚，麵對周圍習以為常的順從唯諾，如何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僅事關個人的品德修養，更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原則問題。
二百多年前，清代有位官員對這個問題發過一段頗為深刻的議論。
發此議論者名叫孫嘉淦，雍正、乾隆時期擔任過重要官職。他一生剛正敢言，史稱“直諫有聲”。雍正十三年十一月（1735年12月），他被剛剛繼位的乾隆皇帝擢升為都察院左都禦使兼吏部侍郎，就上了一道奏疏。這道奏折同當時大臣們對新皇帝一片頌聖之聲不同，是警示乾隆帝要預防“三習之弊”，強調如果這三種不良習氣“人不能覺，及其既著，積重而不可返”，則“其患不可勝言”（《清史稿·孫嘉淦傳》，下同）。
孫嘉淦認為“不可不慎戒”而必須“預除”之的，究竟是哪“三習”呢？
一是“耳習於所聞”。對於至高無上、乾綱獨斷的皇帝來說，“出一言則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這其間固然難免有奔競鑽營之徒，一味以阿諛奉迎為能事，對此當然要提高警惕，但這對於一個自律較嚴的人來說，畢竟還容易識別。更值得警惕的，倒是君主德清政仁，兢兢業業地做了好事，人們出於真誠，發自肺腑，表示愛戴之情。大臣們“心服而頌”，百姓們“身受而感”，“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主之耳則熟於此矣”。當一個人滿耳都被或者出於真心、或者別有所圖的種種讚頌之詞包圍時，天長日久，就會形成一個習慣：“耳與譽化，非譽則逆。”讚譽一旦成為常態，不讚譽就會被看做是對自己的拂逆了。先是對不同的意見加以拒絕，繼而對說話木訥、不善於巧舌如簧的也感到不快，久之對“頌揚之不工者”就是馬屁拍得不夠水準的也深為不滿了。這樣就造成了一個結果，“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
清代官德叢談讀孫嘉淦《預防三習疏》隨想二是“目習於所見”。在上者愈是高明就愈顯得別人愚拙，愈是能力強就愈引起別人的敬畏。在一個有作為的君主眼中，周圍的人們“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當一個人習慣於人們對自己百依百順、卑詞謙恭的時候，就會形成一個習慣：“目與媚化，非媚則觸。”媚順一旦成為常態，不媚順就會被看做對自己的觸犯。先是對那些稍露倨傲之色的嚴加斥責，繼而對嚴正不阿者疏而遠之，久之對“便辟之不巧者”也認為是忤逆了。這樣就造成了一個結果，“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
三是“心習於所是”。一個人辦理的事情多了，便自以為見多識廣，自視過高而看不起別人；經曆的事務廣了，便自以為閱曆豐富而無所不能。既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更不願正視自己的缺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自己提出的想法決不允許別人有所逾越，自己發的命令不管對不對一概要求別人照辦。這樣就造成了一個結果，“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