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大校歌中有四個短句：“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這四句不但總結了聯大八九年的曆史，也概括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聯大為“中興業”培養了多少“人傑”呢？僅以理科為例——
振興中華的重要標誌是“兩彈一星”。沒有原子彈、氫彈和衛星，就沒有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研製“兩彈一星”的二十幾位功臣中，有三分之二是聯大人（包括清華、北大在內），如兩彈元勳鄧稼先，核武器專家朱光亞，遠程導彈總設計師屠守諤，返回式地球衛星總設計師王希季等。振興中華的另一個標誌是得到國際學術獎，而中國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聯大人。1983年數學係的王浩獲得“數學定理機械證明裏程碑獎”，據說這在數學界就等於諾貝爾獎。
至於文法學院學生，中文係有汪曾祺，他師從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而又有所突破。朱自清講“比興”，他卻說李商隱、溫庭筠的詩詞“沉湎於無限晚景”，用山間晚霞“作臉上胭脂”。聞一多批評汪曾祺不問政治，汪曾祺卻反批評聞先生參加政治活動太多；聞先生說汪曾祺向他開了高射炮，汪曾祺卻說是聞先生先向他轟炸掃射的。這是把“比興”從學術上運用到生活中了。外文係的學生集體翻譯了《唐詩三百首》，意美、音美、形美都超過了美國教授白英（Robert Paine）的譯本；把《論語》譯成Thus Spoke the Master（《孔子如此說》），又把老子《道德經》譯為Laws Divine and Human（《天道和人道》），更是活用了雪萊的詩句，勝過了前人的譯文。曆史係的何兆武師從陳寅恪，卻說從陳先生“所引證的材料往往得不出他那些重要的理論觀點來，就是說，曆史研究事實上並非‘論從史出’，而是‘史從論出’”。法學院研究生端木正師從張奚若，後來成了最高法院副院長、海牙國際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員。
為什麼西南聯大能有這麼多世界一流的大師，能出這麼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呢？這和聯大自由民主的校風是分不開的。
學術自由，首先體現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上。聯大領導能識人才，敢於破格任用。例如文學院的錢鍾書，理學院的陳省身、華羅庚等，都是二十幾歲就提升為教授的。如果在“官本位”的製度下，教授等於處級幹部，書記等於局級幹部，“文革”中的“打砸搶派”搖身一變成了書記，自封博士生導師，要和院士爭房子（詳見上海《文彙讀書周報》2000年6月10日《走近北大》）。這種武大郎開店式的幹部，怎麼談得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呢？
其次，學術自由體現在兼容並包上，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有寫《新世訓》的馮友蘭，也有罵國民黨的聞一多。如果有人當了學位評議組組長，認為大權在握，就濫用職權，壓製不同意見，排擠學術成就超過自己的學者，又怎麼談得上學術民主？怎麼可能辦出世界一流大學來呢？
聯大校歌中有四個短句：“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這四句不但總結了聯大八九年的曆史，也概括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聯大為“中興業”培養了多少“人傑”呢？僅以理科為例——
振興中華的重要標誌是“兩彈一星”。沒有原子彈、氫彈和衛星，就沒有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研製“兩彈一星”的二十幾位功臣中，有三分之二是聯大人（包括清華、北大在內），如兩彈元勳鄧稼先，核武器專家朱光亞，遠程導彈總設計師屠守諤，返回式地球衛星總設計師王希季等。振興中華的另一個標誌是得到國際學術獎，而中國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聯大人。1983年數學係的王浩獲得“數學定理機械證明裏程碑獎”，據說這在數學界就等於諾貝爾獎。
至於文法學院學生，中文係有汪曾祺，他師從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而又有所突破。朱自清講“比興”，他卻說李商隱、溫庭筠的詩詞“沉湎於無限晚景”，用山間晚霞“作臉上胭脂”。聞一多批評汪曾祺不問政治，汪曾祺卻反批評聞先生參加政治活動太多；聞先生說汪曾祺向他開了高射炮，汪曾祺卻說是聞先生先向他轟炸掃射的。這是把“比興”從學術上運用到生活中了。外文係的學生集體翻譯了《唐詩三百首》，意美、音美、形美都超過了美國教授白英（Robert Paine）的譯本；把《論語》譯成Thus Spoke the Master（《孔子如此說》），又把老子《道德經》譯為Laws Divine and Human（《天道和人道》），更是活用了雪萊的詩句，勝過了前人的譯文。曆史係的何兆武師從陳寅恪，卻說從陳先生“所引證的材料往往得不出他那些重要的理論觀點來，就是說，曆史研究事實上並非‘論從史出’，而是‘史從論出’”。法學院研究生端木正師從張奚若，後來成了最高法院副院長、海牙國際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員。
為什麼西南聯大能有這麼多世界一流的大師，能出這麼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呢？這和聯大自由民主的校風是分不開的。
學術自由，首先體現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上。聯大領導能識人才，敢於破格任用。例如文學院的錢鍾書，理學院的陳省身、華羅庚等，都是二十幾歲就提升為教授的。如果在“官本位”的製度下，教授等於處級幹部，書記等於局級幹部，“文革”中的“打砸搶派”搖身一變成了書記，自封博士生導師，要和院士爭房子（詳見上海《文彙讀書周報》2000年6月10日《走近北大》）。這種武大郎開店式的幹部，怎麼談得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呢？
其次，學術自由體現在兼容並包上，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有寫《新世訓》的馮友蘭，也有罵國民黨的聞一多。如果有人當了學位評議組組長，認為大權在握，就濫用職權，壓製不同意見，排擠學術成就超過自己的學者，又怎麼談得上學術民主？怎麼可能辦出世界一流大學來呢？
鄧小平說過：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我看，聯大出的人才都是能抓老鼠的好貓。小平同誌又說他願做知識分子的後勤部長。我看，聯大領導就是好的後勤部長。說來令人難以相信，聯大的師生比例是一比十，教職員（就是今天的教師和幹部）的比例是十比一。就是說，十個學生有一個教師，一百個學生才有一個幹部。人員如此之精，效率如此之高，無怪乎茅屋裏能飛出鳳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