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在《治安策》裏把漢高祖初年異姓諸侯先後反叛的曆史總結為四個字：強者先反。他說：“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製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漢書·賈誼傳》）
這番話的意思是說，諸侯造不造反，跟他們與皇帝的感情好壞沒關係，勢力越大，造反越早；長沙王吳家之所以是漢高祖時期留存的唯一一個異姓王，是因為長沙國實力最弱，隻有二萬五千戶，沒有造反的本錢；忠誠親近如樊噲、灌嬰等輩，要是封給他們的土地夠大，他們也照樣會造反；杜絕諸侯造反的最好辦法是把他們的實力控製在長沙王吳家那樣的規模；諸侯王弱小不敢造反，中央集權自然就得到加強了。
由此可以看出，諸侯王反與不反，與是不是皇親國戚，是不是忠臣良相，沒有一點兒關係，隻要他勢力夠大，就有造反的可能。賈誼這種懷疑一切的態度，在以權力與流血為特征的封建王朝，不能不說是非常英明和謹慎的。
但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諸侯勢力已經過大，而且還在繼續增強，不可能等著朝廷來把他們削弱成長沙國第二、第三。因此賈誼又提出了“割地定製”的對策：令齊、趙、楚各分為若幹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等國皆然。
另外，在考慮到漢文帝時期中央政府與諸侯王之間實力的對比之後，賈誼的措施也是提得非常小心的，他考慮到：“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鹹知陛下之廉。地製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製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誌，上下歡親，諸候順附，故天下鹹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之，故天下鹹知陛下之義。”（賈誼《新書》卷二）
賈誼要漢文帝分割諸侯王的封地，但不隨意吞並諸侯王的封地，諸侯有罪的，可以削奪封地，但是對其封國範圍內無罪的侯國要進行妥善安置，以地還地。
仔細研究，我們會發現賈誼的策略的確高明，甚至日後的“推恩令”中也有賈誼思想的精髓，可是賈誼的才華沒能得到施展，是什麼原因導致賈誼的才能被埋沒？唐朝詩人李商隱有一首關於賈誼的詩寫道：
宣室求賢訪逐臣，
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
不問蒼生問鬼神。
賈誼的不幸在於他遇到了漢文帝。漢文帝是有名的謙恭皇帝、仁愛皇帝，這種類型的皇帝，放在西漢之初，是非常適合的，因為仁愛孝悌，正好有利於漢初人民的休養生息。但這類仁愛皇帝已不適於賈誼所生的時代，這也正是賈誼的不幸。漢文帝做皇帝以德治天下，隻會用加法，不會用減法，仁愛夠了，鐵腕少了，實力也就不夠強大。
漢文帝生於公元前202年，賈誼生於公元前200年，兩人幾乎同齡。漢文帝是藩王入繼大統，賈誼是平民入朝為官。當時朝中重臣都是開國打天下的功臣，又曾聯手發動政變推翻過前一任皇帝，在這些重臣麵前，文帝及其心腹隻要觸犯他們一丁點兒既得利益，都可能招致強烈反對。《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
漢朝的列侯主要有三種來源：軍功侯、王子侯和外戚侯。漢文帝前期，王子侯和外戚侯不多，以軍功侯為主。漢朝的列侯普遍喜歡住在長安做城裏人，不喜歡回各自封地做鄉下人。賈誼建議漢文帝命令他們“悉就國”，這表麵上是為了減輕列侯封地人民的負擔，其實意在削弱列侯對中央政府的影響力，加強中央集權，這就很容易遭人忌恨。
第一次“列侯就國令”是文帝二年十月下達的，很多侯爺賴在長安不走，過了一年文帝看到效果不大，就號召丞相起好模範作用，把絳侯周勃的丞相帽子給摘了，免相就國。這件事，下詔的雖然是文帝，但出主意的可能是賈誼，這樣賈誼自然更招人忌恨。文帝“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有點兒酬答賈誼功勞的意思。所謂“公卿”，就是“三公九卿”。丞相、太尉、禦史大夫，是謂三公；奉常、郎中令、衛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是謂九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