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有個念頭，寫一本關於中國女人的書。
當我把這個想法說給朋友們時，他們的反應幾乎都是瞪大眼睛看著我：“曉峰，一個大男人，你寫一本關於女人的書？開玩笑吧！”
20年前，我幾乎遇到相同的眼神，相同的疑問。
1992年，我打算成立醫藥保健品廠，專門生產婦女保健用品。聽到這個消息，許多朋友都奇怪：“曉峰，你一個大男人，怎麼會搞起女人用的東西啊？”
要回答這兩個看似相同的問題，還得從20年前說起。1992年是中國一個有重要曆史意義的年份。這一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吹散了發展道路上的迷霧，讓老百姓吃了定心丸。從那時起，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更加明確，步子更快。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1992年以後，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下海”辦公司？這都是當時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代大背景決定的。
我也是當年千千萬萬“下海”辦公司中的一個。為什麼我會選擇做婦女保健用品，這與我的人生經曆有關。
其實，我是一個不安分的人。我的老家在陝西省鹹陽市涇陽縣，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鹹陽地處關中，土地肥沃，氣候溫潤，物產豐富，自古以來就以“天府之富饒”而聞名。但是我出生後，正趕上“文革”。從懂事開始，莊稼地裏就有“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標語，我從小飽嚐吃不飽、穿不暖的滋味。等長大成人，走的地方多了，我慶幸，不管怎麼樣，關中地區還算是好的。往北走，那陝北才真是窮得叮當響。
上高中時，“商品經濟”成為報紙上的熱門新詞，社會上搞販運、做買賣的人多了起來。當時，縣上最大的鄉鎮企業家經常到學校搞捐贈，在學校千人大會上講話。我與幾個兒時的夥伴商量，咱也做點生意，掙點零花錢。說起來寒磣，我收過破爛，寒暑假經常去賣水果。每天一大早，我們推著裝了300來斤水果的車子，從涇陽出發，過鹹陽，一路往西安趕，返程時又從西安買些日用品到涇陽賣。一來一回能掙個一二十元，這在當年，頂得上一個幹部半月的工資了。
忙活了一陣，小賺了一筆。但這買賣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我琢磨著換一個路子。聽人說販運藥材有利可圖，於是我躍躍欲試投身其間。但那時，國家的政策對藥材生意還沒放開，我覺得風險太大，就此收兵。幾個月的藥材買賣沒掙多少錢，但對我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一是我無師自通，喜歡上了藥材，也掌握了不少與藥材相關的知識。二是我走出了關中，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看到更多老百姓的真實生活，了解到了更多農村人缺醫少藥的現狀。
為找到好的買家，我曾去了趟陝北，聽人說那裏藥材資源少，把關中的藥材運過去興許能賣個好價錢。到延安、榆林轉了一圈，我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陝北的窮困超出我的想象。老百姓吃的是黑豆摻和米糠、秕穀煮的“錢錢飯”，隻夠半飽；穿的呢，老爺們兒一件土製羊皮襖，翻著穿，幾乎要穿多半年。就這，老百姓還說，比前些年強多了。跟當地人閑談之中，聽了不少這方麵的故事。上世紀70年代周總理陪著越南外賓到延安，被群眾多次“擋車”，他們一麵歡迎周總理20多年後再回延安，一麵向總理訴苦，說日子過得還不如當年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好。周總理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對陪同的延安領導說：“延安人民哺育了我們，使我們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但是延安的農業還很落後，我們對不起延安人民。”
有一位老紅軍對我說，這兩年好多了，基本能吃飽飯了。老紅軍先前吃不飽飯嗎？這位老紅軍是抗戰前參加革命隊伍的，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離開部隊，又回到村裏種地。這樣的紅軍老戰士在陝北還真不少，20世紀80年代，多數年齡在60歲上下。他問我：“娃兒去過北京嗎？”我說沒去過。他得意地說，我可去過一趟。毛主席紀念堂蓋好以後，中央把我們這些老戰士請到北京去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記得是住在一個叫什麼門的賓館，可高級了。睡的床軟著呢，不習慣，睡不著。在北京住了五六天，除了去看毛主席，還去了故宮、天安門。一日三餐，都是大米白麵，雞鴨魚肉，這輩子都沒吃過這些好東西。油水大，吃撐了，腸子掛不住，好多人都跑肚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