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不再把“自我”視為實現或壓抑本能衝動的工具，如此一來，意誌、評判和決斷等人類的能力將再次回歸其應有的地位。與此同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自我”將被看作一種神經質現象，而不再是普遍現象。我們不得不承認，精神神經質產生和延續的最主要根源，就是這種發乎本能的個人的自我扭曲。
因此，精神神經質實際上是當人陷入困境時所呈現出的一種特殊的求生方式，精神神經質的本質包括來自自我的，或來自他人的困擾，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衝突，我們把重點轉移到了造成神經質的根源的所在。這種轉移使得精神分析治療的任務大大放寬。幫助患者控製自己的本能不再是我們的宗旨，而盡量減輕他們的焦慮直到擺脫神經質傾向才是我們的新目標。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新的精神治療目標，就是幫助患者恢複自我，重新煥發他們的自發性，找到自己身上的精神重心。
有人說當作家創作一本書的時候，他自己才是這本書的最大獲益者。我很讚同這一說法，因為我確實感覺到自己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收獲良多。對於思想的必要性的係統闡述，已經令我所要闡述的思想清晰明了。至於能否令別人也開卷有益，我現在還不敢說大話。不過我想，和我一樣，很多精神分析者和精神病學家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曆，對於眾說紛紜的各家觀點存有疑惑，不知它們到底是否正確。我並不期待他們能接受我的理論觀點，因為它們並不完整，而且也不是已臻成熟的最終形態，更不是所謂的精神分析領域的“新學派”。我能做的隻是把我的想法準確地傳遞給讀者們，讓他們來檢驗這些觀點的真偽。我希望本書有助於那些以嚴肅的態度把熱忱置於將心理分析應用在教育、社會工作和人類學的人們，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看清楚自己正在麵臨的問題。最後，無論是精神病學者還是普通民眾，但凡拒絕把精神分析當作一種新奇而有待完善的理論結構的人們，我希望他們都能夠通過閱讀本書而對這門學科有一個全新的認知：精神分析有著內在的因果邏輯，是一門能幫助我們認識並理解自己的科學，也是一種了解他人的極富建設性的工具，具有非同尋常的應用價值。
當我對精神分析理論產生懷疑，對於它們的正確性不再篤定的時候，多虧有兩位同事及時地給予我鼓勵和啟發。他們就是霍洛德·舒爾茨-漢克和威爾漢姆·萊西。舒爾茨-漢克曾對孩童時期記憶的治療效果提出質疑，他強調有必要對衝突發生時的實際情境進行分析。雖然萊西當時正在潛心研究“力比多”理論，但他指出，應當首要分析神經質患者已經形成的防禦型性格傾向。
相比而言，在我形成批判態度的過程中，其他因素對我的影響倒不是很大。我能了解弗洛伊德思想觀點的基本依據，要歸功於邁克斯·霍克海默的一些對於哲學概念的論著。這個國家向來有追求自由的傳統，這使得我在接受精神分析理論時可以有自己的選擇，正因為這樣，我才有勇氣沿著我認為正確的道路一路前行。除此之外，我熟悉了另一種文化，它在許多方麵都與歐洲文化不同，我有幸意識到多數神經質衝突跟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關聯。艾力西·弗洛姆的著作又擴展了我在這方麵的知識，他在他的講座或論文中每每批評弗洛伊德在文化定位方麵的不足。同時，有關個體心理方麵的問題，他也給了我新的啟發。然而令人歎息的是，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弗洛姆先生尚未發表他對社會因素在心理學中的重要性的闡述，不然的話我就可以引用他的許多論證了。
我還要借此機會感謝承擔本書的編輯工作的伊麗莎白·托德小姐，她建議我如何更好地組織材料；另外，她的評論也非常具有建設性，這兩者對我的幫助都很大。我還要感謝我的秘書瑪麗·萊弗太太，她工作時從不懈怠，還給予我善意的理解和包容，對我來說這些都是異常珍貴的。最後我要感謝的是愛麗絲·舒爾茨小姐，她在英語理解方麵對我幫助很大。
最後，我們不再把“自我”視為實現或壓抑本能衝動的工具，如此一來，意誌、評判和決斷等人類的能力將再次回歸其應有的地位。與此同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自我”將被看作一種神經質現象，而不再是普遍現象。我們不得不承認，精神神經質產生和延續的最主要根源，就是這種發乎本能的個人的自我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