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戰後不久，嚴複認為，中國發展關鍵要有健全的新國民，呼籲培育“民力、民智、民德”，以此為挽救民族危機、實現國家富強的根本，“至於其本，則亦於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
1902年前後，梁啟超撰寫了《新民說》、《新民議》等一係列文章，繼承發揚了嚴複的三民思想，明確提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要務”，並認為“民德、民智、民力，實為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
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主要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族主義要求中國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對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民權主義要求主權在民，建立法治國家，人民擁有政權，政府隻擁有治權，實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民生主義要求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節製資本。當中國革命曆程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時，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嚴複的三民論主要是立足於個體微觀層麵，而孫中山的三民論主要是立足於總體宏觀層麵。如果將微觀和宏觀結合起來看，在民德、民智、民力和民族、民權、民生等諸多問題中，民生、民德、民權是其中最為關鍵和最為基礎的三個問題。這裏民生主要體現的是社會發展的物質目標，民德主要體現的是社會發展的精神目標，而民權主要體現的是社會發展的製度目標。有了民生、民德、民權，民族、民智、民力等問題就能相應得到較好解決。在社會發展中，民生、民德、民權應當有機統一，社會才能和諧發展。民生是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無民生，民德和民權就失去物質支撐。經濟是道德、意識和權利等產生的基礎條件，一定的經濟基礎總是與特定的精神狀態和權利結構相對應。馬克思指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製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古人也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德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靈魂。無民德，民生與民權的實現就沒有幹淨的精神環境，民生與民權就隻能在爛泥潭中艱難前行；而有民德，社會發展的摩擦成本就小，社會發展就有了健康的人文環境。民權是社會健康發展的保障。無民權，民生和民德的實現就失去了有效的製度保障。無民權，就無民生的持久，民眾的幸福就隻能是依附性的。同樣，無民權，民德就無穩定性，而隻有隨機性。德是製度和權力結構的衍生物。均衡的權力結構和製度體係是誘致良好道德的基礎條件；不均衡的權力結構和製度體係隻能誘致道德形式化和異化，最終導致道德的手段與目的相背，道德性與人性相背。所以，建設和諧社會，應當著力實現民生、民德、民權的有機統一。民生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麵，民德主要體現在文化層麵，民權主要體現在政治層麵。民生、民德、民權的有機統一實質也是經濟、文化、政治的有機統一與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