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文所說，大略是這樣。西洋的學者說：“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因為政治本來是社會上有了矛盾然後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對付的，全是些貪婪、強橫、狡詐的人，毫無手段是不行的。一個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時代大局安危之所係。因為政治總是把這一種勢力去壓服那一種勢力的，這雖然不必是戰爭，其性質實和戰爭無異。政治上的首領，就和軍中的主將一般，失掉了他，陣容是會散亂，甚而至於要崩潰的。所以一個政治上的首領，往往是敵方危害的對象。魏武帝說：“我失敗了，國家也要有危險。”這句話，是不能不承認其有真實性的。有人說：既然如此，所謂政治，總不過是把這一種勢力，去壓服那一種勢力罷了，和不參加政治鬥爭的人，根本沒有關係，又何必去幫這一方麵壓那一方麵呢？殊不知政治的鬥爭雖非人人所能直接參加，政治的好壞是人人要受其影響的，並不能置諸不管。
而各個人，隻要能明於政治的好壞，也並不要丟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隻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對於當時的政治家，或者幫助，或者製裁，就很可以決定他們的勝負了。因為政治看似另一件事情，實在是用社會的力量做基礎，而多數人合計起來，其力量是非常偉大的。政治固然是兩個階級的鬥爭，然在一定時期內，總必有一個階級，是代表國利民福的，我們於此，就不可漫無別白了。政治上的鬥爭，既然和軍隊作戰一般，則不但對於敵黨的手段，有時是不得不然，即對於本黨，亦是如此，因為要整頓陣容，就不能不把有害於團結的人除去，這正和軍隊裏要講軍紀一樣。所以政治家的功罪，隻能問其根本上的主義如何，並不能摭拾著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簡單淺短的眼光去評論。譬如魏武帝的殺伏皇後，就是一個例子。這件事情，在建安十九年，據《三國誌》說，是伏皇後曾寫信給他的父親伏完，說漢獻帝因董承被殺，怨恨魏武帝，話說得很醜惡，這時候，這封信發覺了，所以魏武帝把伏皇後殺掉。這句話很有可疑。凡做一番大事業的人，總是有人說好，有人說壞的，根本上沒法子使個個人都說好，所以做大事業的人，總是把毀譽置之度外的。魏武帝難道是怕人家謗毀的人？要是有一封信說他的壞話，就要發怒而殺人，那他生平，不知道要殺掉多少人才夠？所以當時的伏皇後，必是另有什麼政治上的陰謀的，斷不會因一封信罵魏武帝而被殺。至於說漢獻帝因董承被殺而怨恨魏武帝，則董承並不是公忠可靠的人，我在第九節裏，業經說過了。
《三國誌注》引《曹瞞傳》說：魏武帝派華歆帶兵進宮去收捕伏皇後。皇後關了門，躲在牆壁裏。華歆打壞了門，把牆壁也毀掉，將皇後牽了出來。這時候，獻帝正和禦史大夫郗慮同坐。皇後走過他的麵前，握著他的手道：“你不能救活我了麼？”獻帝說：“我的性命，亦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對郗慮說：“郗公！天下有這樣的事麼？”這些話，一望而知其是附會之談，做《後漢書》的人，卻把他采入《伏皇後本紀》裏。於是後來的人，以為他見在正史上，一定是可靠的，編纂曆史的人，也都采取他，就成為眾所共信的事了。《曹瞞傳》又說：伏完和他的宗族，死的有好幾百個人。其實伏完是死在建安十四年的，離這時候已有五年了。即此一端，亦見得《曹瞞傳》的不足信。所以我說伏皇後的被殺，是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陰謀的，不過其真相不傳於後罷了。假定伏皇後的被殺，是別有陰謀，則魏武帝一身，既然關係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為大局之故而將他撲滅。這正和帶兵的不能因軍中有一群人反對他而即去職，或自殺，置軍隊的安危於不顧一樣。老實說：立君本來是為民的。如其本來的君主，因種種原因不能保護國家和人民，而另有一個能夠如此，則廢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錯，而且是合理的，因為這正是合於大多數人的幸福的呀！然而魏武帝當日，還始終不肯廢漢自立，這又可見得他濡染於封建時代的道德很深，他對於漢朝，已經是過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