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尚書》是儒家經典之一，是封建社會士大夫必讀的教科書。從管理的角度看，後世的許多觀點都可以從中找到相應的胚芽，其中最突出的一點便是《尚書》在中國曆史上首次提出以德為先的德治思想。
商代的時候，人們相信天帝，相信鬼神。殷周之際，社會發生重大變化，政治製度、宗教觀念、鬼神觀念都發生了變化，王位的更替也發生了變化。殷末周初，周公對宗教神學進行了改造，認為社會變動不是上天主宰的，也不是鬼神主宰的，而是創造性地提出了“德”這一概念，實現了理論的重大突破。
貫穿整部《尚書》的核心理念就是一個“德”字，這是基於先古政治家對於在曆史中“德教必能勝於暴力”這一原則的堅定信念。在《尚書》中，自堯舜以下，夏禹商湯、文武周召，所反複告誡當時執政者的一種政治哲學，可以概括為：天命無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則得國，無德必喪邦。“德”包含政德、德教。“以德導政”和“以德治國”的理念，體現於《尚書》所有的訓、誥、誓、命中。
例如，伊尹教誡商王太甲的訓辭說：“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意思是，天道並無私愛，誰敬德就愛護誰。民眾也沒有永遠的愛戴者，隻有愛民眾的才會被民眾所愛！周武王在出師征伐殷商前的誓師演講《泰誓》中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意思是，上天之眼通過我的人民而觀察，上天之耳通過我的人民而聽知，我的人民有災難，責任隻在於我一人！
在估量麵臨的戰爭成敗結局時，周武王設立了一種衡量戰爭道義性質的尺度：“同力而度德，同德而度義”，意思是，力量相等就比量政德，政德相當就比量道義。因此，他認為必須在政治中倡導理性主義和用賢製度，說：“弗舉哲導民康，焉曰其能知天命？”如果不推舉提拔賢哲來領導人民安康，怎能說君王知曉天命？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德”就是要愛民，要重視人的生命，統治者不能一味施行毫無人道的暴力殘殺。《尚書·泰誓上》中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又說：“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這是中國最早的以人為本、以人為貴的思想，是最早的人文精神。
以德為先，統治者隻有講德，才能得到上天的幫助；隻有以民為本，實行裕民政策，才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因此，隻有以德為先的君王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才有權管理一個國家。“敬德保民”的思想在《尚書》中占有重要地位，為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進而發展為修己安人、仁愛為本、誠實守信、重義輕利等豐富而係統的領導理念和管理思想，在現代組織管理中具有重大影響。
統治者治理國家需要以德為先，管理者經營企業也需要以德為先。在組織中貫穿德性管理的思想，通過提升管理者道德修養來影響組織的效能和成員的行為，達到成員認同組織的最佳狀態。
在中國古代，大多英明君主治理國家采用以德為先的謀略。唐朝李世民開創的貞觀之治是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清明盛世，這與他內涵豐富而深刻的“德治”思想密不可分。
唐太宗充分認識到以儒學加強教化、引導風俗和安定人心的作用，認為隻要堅持不懈地宣傳三綱五常，就能收到“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的效果。
李世民以德為先管理思想的核心是“重民”。他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認為：為國之術，必須以民為本，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作為國君，應該清淨寡欲，節己順民，輕徭薄賦，發展生產。同時，為了使自己的決策減少錯誤，他廣開言路，求賢納諫，做到兼聽而不偏信。
以德為先也是李世民的用人準則，“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他用人惟賢、親疏並舉的政策將當時的精英都彙聚到自己的麾下，許多政策和措施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李世民具備兼聽、十思、九德、自製、仁孝等德治品質，因此他創業與守業都很成功，開創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貞觀盛世。
以德為先的中國式道德取向與現代企業相結合，體現為人本主義，即重視人才、留住人才、讓人才充分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