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人談論華為的時候，我們談論什麼？
任正非不會寫《我在華為的日子》
我碰到最有趣的談論華為公司（以下簡稱華為）的情形，是在從深圳機場開往我家的出租車上。那個司機得意洋洋地對我說：“你知道華為為什麼牛嗎？”我說不知道。“那你想想為什麼高速路上有一個華為出口？你知道梅觀高速有個華為出口吧？”“知道。那有什麼關係？”“當然有關係，你以為隨便一個私人企業就能在高速搞個出口？你聽說過華為的老板‘應正飛’吧，人家是……”
到下車時我也沒從他嘴裏撈出華為為什麼那麼牛的所以然，我開心地和司機說了再見。有一陣子，我老在不同場合聽別人很知情似的談論華為，每一次我都很開心，我喜歡人人都談論華為。我喜歡人人胡謅海侃華為，越離奇，我心中越有譜。
我在華為工作十餘年，除了見識過一位讓我耳目一新的新型企業家之外，別無所獲，說起來也慚愧。但是，在離開這家被不少人譽為中國最好的公司之前，我產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願望：寫一本關於華為的書。
華為現在搞得很有名似的，同學、朋友、親戚、老鄉，幾乎人人都知道它。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當他們向我問起華為，我總是說華為很好、老板很厲害，如此等等。辭職後，當我拿出白紙，準備擬一個寫作提綱時，我不禁陷入沉思：當人人談論華為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好說的，我們該談論些什麼？
越是有名、知道的人越多的事情，談起來就越難。必須挖空心思講點八卦、奇聞逸事，才能博得一點兒掌聲。但這不會是我的方式。
我所知道的對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公司進行研究並取得卓越成就的，是偉大的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他曾經受邀到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作了兩年研究，完全按他自己的思路去研究，去看他想看的資料，采訪他想訪談的人，寫他想寫的內容。德魯克根據他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觀察、思考所得，出版了一本名叫《公司的概念》的書。這本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書中的觀點卻完全不被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曆史上最偉大的經理人阿爾弗雷德·斯隆所接受，雖然正是他讓德魯克隨心所欲地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作研究。據說，這書後來長期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遭到排斥、抵製。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陷入絕境，這家現代企業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巨型公司，終於褪盡了最後一絲偉大、傳奇的色彩，進入破產保護程序，讓人欷歔不已。德魯克沒有看到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這一幕，然而他肯定知道它走到這一步的原因。在他去世前一年回答記者“如果有機會重來，最希望做什麼一直沒有機會做的事”的問題的時候，這位被尊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老人說：“我本來可以多寫幾本書，如果寫出來，會比我已經寫的要好得多。我最好的一部著作本應該是《管理無知》（Managing Ignorance），可惜我一直沒有寫。”無知與傲慢，正是我們在絕大部分倒下去的企業和企業家身上所看到的共性。
在華為的經曆，則讓我體會到了另一種更普遍的“無知”：我們頭腦中對企業和企業家的了解，幾乎全是由誤解、誤讀、偏見、先入為主積累而成的模糊不鑿的印象，我們對於真正的企業家所知真的是甚少。因此，自從有了寫作關於華為的書的想法後，我就把上學期間買的《公司的概念》從塵封的書櫃中取了出來，拂去上麵的灰塵—倒不是為了仔仔細細地去重讀，而是把它放在案頭，以激勵、提醒自己好好地寫。一不要輕易浪費華為公司諸多寶貴的經驗素材，二不要按似乎約定俗成的關於企業和企業家的“常識”去理解企業和企業家。
那時候，我就有一種直覺，認為華為公司的成功經驗和華為老板任正非的經營之道，值得、足夠寫出一本管理經典。經過一番思索，我覺得寫華為要寫成經典有三種現成的可供借鑒的完美方式。德魯克的《公司的概念》自然是首選的借鑒對象，這是專家作為旁觀者對公司進行學術研究的方式。以它為榜樣，可以從華為公司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公司的定義這個角度去寫，書名可以定為《中國公司的概念》。這個角度，學術價值大，應該說很值得一寫。
第二個可以借鑒的，是湯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是20世紀80年代風靡全球的企業管理經典之作，曾在美國商界、企業界乃至一般民眾中，產生了巨大反響。“人們為其深邃的洞察力和獨特的見解而折服。傳統企業家甚至對他產生驚恐之感，說他是現代企業管理的一場‘噩夢’。當然，更多的人開始接受並實踐他的觀點，在企業界發起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受此啟發，我不免去想：中國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似乎到了一個轉折點，因此一場翻天覆地的企業革命，對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經濟和商界來說，恰似一場及時雨。如果我能夠通過分析華為成功的案例，總結出成功高科技企業的八大經驗、十大要點，為中國企業樹立一個“創新”的標杆形象，確實也是很好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