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事變像尖銳的利爪，突破了日常的肌膚。
那天我剛剛走到殯儀館門口鳳凰木的樹蔭下，吹散水泥墩上的花瓣，還來不及坐穩，他們就走到我麵前了。兩個男人跳下刷有“煤炭監察”字樣的工具車，急匆匆朝我走來：
“請問，你就是那個叫討食客的職業葬師嗎？”
他們倆都戴墨鏡，為了看清他們的臉，我隻好摘下自己的墨鏡。“我就是，”我說，“你們有什麼事？”
胖一點的那個刷地拉開公文包，抓一把錢在手上說：“出大事了，礦難，死了十三個人。這是一萬塊定金，你跟我們去黃坊，事情辦妥了該給多少給多少。”
我接過錢瞅瞅，那些百元大鈔雖然有煤炭的黑漬，但粉紅的底色仍然明顯。我有紅色恐懼症，別過臉去說：“我不去。”
胖子急了，一把錢塞回包裏，再掏出來的時候就是兩把錢了：“兩萬，先給兩萬，再多就得去銀行取了。——沒帶那麼多現金。”
他們誤會我了，其實我不是嫌錢少，而是這事犯了我的忌。有兩種死人我是不去做葬師的：一種是被活埋的人，一種是屠戶。被活埋的人說明命中注定他要死在那裏，挖出來再安葬就是二次葬了，這有悖天意。屠戶殺生多作孽深重，一般不得好死，假死幾次反複折騰，不被嚇死也要被累死。什麼礦難，不就活埋嗎？所以我不去。
胖子見我沒理會他的錢，也就是沒理會他，伸出本來見不到的脖子朝工具車喊：“楊教授，楊教授你快來呀！”
哪個楊教授？我還沒回過神來，車門打開了，探下一條肥嘟嘟的腿，又探下一條肥嘟嘟的腿，接著是大肚皮。等見到大肚皮就差不多見到臉了，天哪，原來是我父親。胖子把兩萬塊交給父親，父親捧在懷裏，臉上裝出悲戚的表情，眼裏卻放出喜悅的光芒。父親捧著錢走過來，每走一步都要渾身顫抖一下，這種顫抖不僅是因為肥胖，還有喜出望外帶來的過度興奮。父親說：
“顧局長是我學生，他先找到我，讓我帶他來這裏找你。”
那個跟胖子一起來的瘦子估計是胖子的司機，見時機已到，及時插上了嘴：“我們是海源煤炭安全監察局的，這位是我們顧局長。”
局長的頭銜既不能威脅我也不能打動我，倒是父親的一句話改變了我的主意。父親是這麼說的：“那些死難的礦工曝屍野外，可憐哪。討食客，讓他們早日入土為安，也是行善啊。”
我用巴掌拍幾下胸前的羊皮鼓，低頭想了一想，定了定決心，然後把羊皮鼓交給父親，讓他帶回家去，拎起黃布包就上了他們的車。
黃坊煤礦在閩西海源，海源是縣級市，說起來好聽，其實也就一個小縣城的模樣。就算走高速，從濱海市出發也要三個小時車程才能到海源。
黃坊煤礦跟所有的煤礦一樣，井口四周的山坡滿是烏黑的雜亂，長年累月散落的煤屑一直延伸到蜿蜒而曲折的土路上。與其他煤礦不同的是，黃坊煤礦那一排排建在山坡上的白房子，由於是新建來不及汙染的緣故，遠遠望去，還真有一點部隊營房的整潔與嚴肅。
可是，越接近礦井就越不像營房了，一路警笛聲不斷，警車，轎車，救護車，消防車，礦山救護隊那種屎黃色的救援車，一輛接一輛地與我們的工具車擦肩而過。工具車停了，我隨他們下了車，隻見礦井前黑壓壓地聚集了好多人，個個麵色凝重。一個肥頭大耳的人正對著一群哭哭啼啼的男女老少說話：
“怎麼叫政府不管呢？早在去年春節，海源市政府煤炭安全監察局就給黃坊煤礦下達了停產整頓的通知，連哪個部位存在安全隱患都寫在了通知單上。但是，黃坊煤礦一天都沒有停產過。這是煤礦不服從管理，不是政府不管……”
這個說話的人戴了一頂嶄新的安全帽，由於安全帽太小，扣在他的大腦殼上好比茶杯倒扣在西瓜上，顯得相當滑稽。不用頭腦，隻用腳趾頭就能判斷，這個大腦殼是市領導，而那些滿臉茫然與期待的鄉巴佬無疑是遇難礦工的家屬。顧局長拉著我擠進人堆說：
“葬師來了，葬師來了。你們哪一家要的？”
一個老頭驚愕地看著我，然後說：“我要。”一個婦女撩起衣襟擦幹眼淚說：“我也要。”一個紅眼圈的中年男人喉結上上下下地躥了好幾回，才說：“算我一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