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你描述了那麼多種類型的人，那麼，你自己屬於哪一種人？我想了想，回答說：我屬於隙縫人(manincrevice)，也就是在社會的隙縫中生存和思索的人。
前一些時，有些朋友在談論邊緣文化，而且說自己是邊緣人。邊緣文化乃是與中心文化相對應的一種概念，也可以說是對抗中心文化的一種策略。但是，邊緣文化一旦發展，也可能取代中心文化，變成別一種風貌的中心文化。而我自己的感覺是無論處於中心或處於邊緣，都沒有自由，沒有路，隻有夾縫。即使處於邊緣，也到處是高牆，到處是峭壁，也隻能在隙縫中求生，所以，與其說自己是邊緣人，還不如說自己是隙縫人。
我一直覺得，世界上根本沒有路，更沒有什麼金光大道。對於知識者來說，隻有兩種東西：一種是高牆峭壁；一種是高牆之間與峭壁之間的隙縫。知識者就是活在隙縫中的人。
在社會上，強大的政治集團、經濟集團都是高牆峭壁，知識者很難生活在他們中間。緊貼在這種高牆厚壁上，作為牆壁的一部分不是真正的知識者。而社會中又是高牆林立與峭壁叢生，所以知識者隻能在高牆峭壁的隙縫中生存和發展。
社會中有隙縫，對知識者來說，實在是很幸運的。在中國，知識者最活躍的時候，即學術文化得到充分發展的時候，正是在社會留下比較多隙縫的時期。例如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時期。這些曆史時期，社會上沒有一個政治集團能形成一種絕對的中心，沒有一種政治權力足以把社會形成一個嚴嚴實實的統一體，這樣，社會就有了許多隙縫，知識者就可以在這些隙縫中自由地說話、思想、寫文章。在這種時期，“政府”有點“失控”，管不了知識者的頭腦和嘴巴，知識者就可以“乘機”自由地表達思想，所以學術反而繁榮。缺少統一權力和統一權力下的統一意誌統一步調，在當權者看來自然是“不幸”，而在知識者看來卻是“幸”。古人說，“國家不幸詩家幸”，這是指國家在遭難時詩人反而贏得許多特殊的體驗。而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就是國家的失控反而造成作家發揮才能的機會，這也是一種幸。這大約正是李澤厚所說的曆史悲劇的二律背反。所以，作家詩人總是與執政的政治家有衝突，政治家常常覺得作家詩人喜歡搗亂和唯恐天下不亂。在國家的苛政苛到沒有一點詩人作家立足的隙縫時，作家詩人也許真的會有這種“壞心眼”。因為作家詩人實在是一種愛說話愛寫作的隙縫人，太高度統一、高度一致，全國隻有一個腦袋、一張嘴巴，大家都說一樣的話，他們是絕對受不了的。
當然，在高度統一的絕對權力下，作家詩人也可以存在，但這就要有一種本領，即要在一種幾乎沒有隙縫的隙縫中硬是存在和伸展。魯迅多次把舊中國的文學藝術比作大石重壓下的萌芽，他們隻能從大石這種幾乎沒有隙縫的地方硬是彎彎曲曲地生長出來。這一比喻是很恰當的。後來，我發現在我生活的年月裏，能生活在金光大道上的中國作家極少，許多作家均屬大石下的隙縫人，在難以作詩作文的壓力下，還硬是擠出一些詩與小說來，真不容易。
想想中國的曆史，更覺得中國知識者不容易。中國在很長的曆史時間中，總有大一統的政治霸權與文化霸權，這兩種霸權一結合，就沒有一點隙縫。在這樣的時候，倘若知識者還硬要說話，就得進文字獄，甚至要被剝皮或油炸。因此，中國知識者常常得等到山崩地裂，在政治霸權與文化霸權瓦解的一瞬間中，才活躍起來。然而，這畢竟是曆史的瞬間，機會不多。所以有靈氣並想要表達自己個性的中國知識者一般都很苦，能有出息的，大半都有一本“辛酸史”與“血淚賬”。
對於知識者來說，西方世界似乎隙縫多一些。西方國家高度統一的時間較少。許多國家有政治權威與宗教權威的對峙，有對峙就有空隙。還有許多國家曆史上長期“諸侯”稱王，貴族分封，例如德國，版圖並不大，但高度統一的局麵是近代的事。這種情況，就給知識者留下許多隙縫。德國出了那麼多大思想家與大文學家，也許與此有關。倘若他們也像我們的秦王朝與秦以後的統一霸權，那麼，像康德、黑格爾這種龐大的哲學身軀，恐怕就沒有存身之所。
現代的西方國家，政治文化霸權沒有那麼絕對和統一，所以隙縫總的說來就比東方大一點，因此，它允許思想與言論自由的幅度就寬闊一些。但也僅僅是大一點，還是隙縫，不能說是金光大道。西方也有西方的高牆與峭壁，隻是這種高牆更多是金錢鑄造的。沒有錢，作家詩人就難以存活，為了存活也常常弄得筋疲力盡。發展下去，西方的隙縫也可能被金錢所塞滿。金錢，真不知扼殺了多少天才。所以，對於知識者來說，西方其實也沒有金光大道，也隻有經濟集團與經濟集團之間的隙縫，因此，知識者也得學會在隙縫中生存。有的國家時而有隙縫，時而沒有，就說德國，在希特勒“高度統一”時，就變成鐵板一塊，絕對沒有什麼縫了。所以愛因斯坦、布萊希特(B?Brecht)、托馬斯·曼(ThomasMann)等大知識者都流亡到美國，他們全靠美國提供的隙縫實現了自己的天才。20世紀流亡文化流亡文學很發達，就因為現代科技發展之後，交通方便一些，知識者可以從沒有隙縫的地方找到有隙縫的地方。所以，流亡文化也可以說是尋找隙縫和在隙縫中生長起來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