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宋代科舉取士人數比唐代大大增加，布衣人仕人數比例高，不少宰輔大臣出於寒士家庭，這都表
明趙宋王朝最高統治者始終執行重文輕武的治國方針，從而極大地激發宋代廣大士人努力建樹經世濟時的功業。而趙宋王朝在政治、軍事上的孱弱，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激烈，也使得許多有識見的士大夫深深感受到政治危機的嚴重，於是迫切要求改革，他們切實地思考、探究富國強兵之道，積極向皇帝獻策進言，表現出議政參政的髙素質與大才幹。而在實施政治、經濟、軍事的改革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的主張。為了推行各自的政治主張，也就形成了各種黨派相互競爭，並在理論上公然亮明“君子有黨”的正當和必要。於是，北宋圍繞慶曆、熙寧變法而展開的新舊兩黨之爭，南宋從紹興和議到慶元黨禁引起的論戰攻擊，從朝廷大臣延伸到中下層官吏，幾乎貫穿於兩宋三百年間，並波及整個社會。激烈漫長、錯綜複雜的黨爭，又造成數以千百計的官員在仕途上的起伏，遭受過貶謫流放。這些都對宋代文學產生了巨大、深刻的影響。
第二，崇尚政治氣節與高揚理想人格，這是宋代士大夫普遍的人生追求。他們自覺地以儒家的修身養性之學為道德準則，指引並約束自己做官從政、待人接物的行為。王安石和蘇軾的政治主張不同，但他們的言行都出以公心，在人格上互相尊重。範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歐陽修強調“為政所以安民”的思想和“與民同樂”的願景，可以說是宋代士大夫精英們的共同心聲。南宋時期，一批又一批士大夫高舉抗戰救國的旗幟，感時撫事，慷慨悲歌，湧現出張元幹、張孝祥、陳亮、劉過、楊萬裏、範成大、劉克莊、戴複古、陳人傑、劉辰翁等愛國詩人和詞家。其中，陸遊是偉大的愛國詩人，辛棄疾是偉大的愛國詞人，嶽飛、文天祥則是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們愛國愛民的精神和民族氣節，氣壯山河，義薄雲天，千秋不朽，日月同光。
第三，很強的哲學思辨能力。儒、釋、道三家思想在宋代完全合流，並且形成了以儒家為主整合釋、道的新儒學即理學。理學的興盛，對宋代士大夫的世界觀、人生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積極探索“天人關係”，把自我的生命意識、人的精神世界置於廣袤的宇宙之中，他們孜孜不倦地思考曆史的發展、王朝的盛衰、自然的規律，尋找生存的價值、人生的意義與生命的最終歸宿。他們的哲學思辨力之高明超逸、周密深刻，是前人不可企及的。他們還普遍具備不唯經、不唯聖的獨立思考精神、懷疑精神與大膽創新精神。宋代佛教禪宗思想與道教道家思想都有很大的發展、興盛，許多士大夫文人篤信佛教道教，或深受佛道思想熏染。禪宗的思維方式和悟道方式，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與對神仙世界的幻想，都在士大夫文人的文學創作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記。高明、深邃的思想是文學藝術創造的靈魂。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思想和理論素質，無疑在他們的文學藝術創造事業中起到重大的促進作用。
第一，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宋代科舉取士人數比唐代大大增加，布衣人仕人數比例高，不少宰輔大臣出於寒士家庭，這都表
明趙宋王朝最高統治者始終執行重文輕武的治國方針，從而極大地激發宋代廣大士人努力建樹經世濟時的功業。而趙宋王朝在政治、軍事上的孱弱，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激烈，也使得許多有識見的士大夫深深感受到政治危機的嚴重，於是迫切要求改革，他們切實地思考、探究富國強兵之道，積極向皇帝獻策進言，表現出議政參政的髙素質與大才幹。而在實施政治、經濟、軍事的改革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的主張。為了推行各自的政治主張，也就形成了各種黨派相互競爭，並在理論上公然亮明“君子有黨”的正當和必要。於是，北宋圍繞慶曆、熙寧變法而展開的新舊兩黨之爭，南宋從紹興和議到慶元黨禁引起的論戰攻擊，從朝廷大臣延伸到中下層官吏，幾乎貫穿於兩宋三百年間，並波及整個社會。激烈漫長、錯綜複雜的黨爭，又造成數以千百計的官員在仕途上的起伏，遭受過貶謫流放。這些都對宋代文學產生了巨大、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