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做事須審慎——天下事貴在謹慎(3 / 3)

一天,康熙派人通知鼇拜,說是有要事商量,請他立即進宮。鼇拜直奔宮中,康熙此時正和小太監們摔跤玩。鼇拜上前,正要與康熙打招呼,十幾個小太監打打鬧鬧地挨近了鼇拜身邊。說時遲,那時快,大家一擁而上,拉胳膊扯腿地將毫無防備的鼇拜翻倒在地。

等鼇拜反應過來,感到大事不妙想要掙紮反抗時,十幾個小太監已牢牢地將他製服在地,哪裏肯讓他脫身。他們拿來準備好的繩索,將鼇拜捆了個結結實實。

康熙正顏厲色地對躺在地上動彈不得的鼇拜說:“你欺淩幼主,圖謀不軌,飛揚跋扈,濫殺無辜。今日下場是你罪有應得。你鼇拜罪行累累,罄竹難書,待我查清你的罪行,一定嚴懲,絕不寬貸。”

鼇拜自知難逃一死,緊緊地閉著雙眼,一句話也不說,隻能像待宰的羔羊那樣任人宰割!

小說之中的情節雖然有虛構,但是鼇拜因居高孤傲、不可一世而被康熙帝用計殺死,卻是曆史上不爭的事實。可以這樣說,鼇拜之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倘若他能夠懂得“慎”字的要義,不因大權在握,就喪失對帝王的畏懼之心,不因權勢大羽翼豐滿而隨心所欲,懂得從小事揣測事態的發展,是不會落得如此下場的。“慎”字的三個層次,倘若他能做到一點也不至於如此。

在當代,很多人都隻是平民百姓,活在自己的圈子中,沒有人關注。但在默默無聞的同時則更應該尊崇“慎”的思想。學會慎獨和自省,才能有機會站在高處,體驗另一番風情。

一個“穩”字,仕途通達

吾於爾有不放心者二事:一則舉止不甚重厚,二則文氣不甚圓適。以後舉止留心一“重”字,行文留心一“圓”字。

——曾國藩

輕浮之人說話總是缺斤少兩,旁人聽見也當做耳旁風,不會太在意;而穩重之人所說的話總是釘是釘鉚是鉚,不由得讓人不往心裏去。這種擲地有聲的原因就來自於他自身的穩重。一個穩重的人總是具備穩如泰山、堅如磐石的品質,能在風雨之中屹立不倒。一個人的穩健不僅能從處事為人中看出,就連外表也能體現。俗話說的好:“相由心生。”曾國藩是一個不論內在或者外在看起來都很平穩的人。

民國時,易宗夔曾如此描述曾國藩的儀容:“曾滌生年逾六十,精神奕奕。身長約五尺,軀格雄偉,肢體大小鹹相稱;方肩闊胸,首大而正,額闊且高,眼三角有棱,光極銳利;兩頰平直,髭髯甚多,鬈鬈直連頦下,披覆於寬博之胸,蓋增威嚴。”

曾國藩的門人曾經描述他的形象時也說:“行步極厚重,言語遲緩。”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想見曾國藩在舉手投足之間有著怎樣的威儀。

曾國藩對自己也有著重穩的要求,在他的日記、書信中,曾多次談及“穩”字。無論是在為官之道、軍事戰略,還是取才標準上,他都極看重一個“穩”字。他曾對曾國荃說:“我前年在作戰上之所以鬆散沒有成效,也是太過焦躁的緣故。應該心平氣和,心態平穩地去辦事情。”

湘軍在拔營的時候有兩個特點,一是隊伍整齊,哨探嚴明;二是不追求速度之快,但一定要穩妥。對此,李鴻章說:“軍營規定,無論要把軍隊調到何處,去支援何處,無論事態緊急與否,都要遵守原來的方法,每天行軍三四十裏,每天半日用來趕路,另外半日用來築營。糧食和藥物隨軍攜帶,這樣就處處可以立腳。”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在曾國藩的帶領下,求穩已經成了湘軍集團的共識。與推崇“重”相對,曾國藩認為人不應當輕薄,他說:“大抵激之而變薄者,吾輩之通病。此後請默自試驗,若激之而不薄,則進境也。”大概受到別人的譏諷就變得不穩重是大家的通病。以後,應該做到暗自默默地承受,如果受到刺激也能夠保持穩重,一定能夠有所改變。

一個人在遭遇挫折或者失敗之後,往往會憤世嫉俗,言辭激烈,因此曾國藩再三告誡說,人不要因為世事變化而遠離了穩重。他在家書中對兒子曾紀澤說:“澤兒,你在讀書方麵天賦很高,但是文筆不夠勁挺有力,說話舉止上都太過輕浮。”

中國曆代對於性急的人總會善意地嘲笑。

王藍田性子很急,一次吃雞蛋時,他用筷子夾雞蛋,沒有夾到,便十分生氣,把雞蛋扔到地上。雞蛋在地上旋轉不停,他接著從席上下來用鞋齒踩,又沒有踩到。憤怒至極,又從地上拾起放入口中,把蛋咬破了就吐掉。王羲之聽到這事大笑著說:“假如王安期(王承字安期)有這種性子,尚且無一點可取,何況王藍田呢?”

與之相比,謝安在大軍作戰時能夠從容下棋,聽到捷報後也不喜怒於色的穩重和氣度就令人佩服。

一個處事穩重的人,總是能夠做到泰山崩於前而不色變,像謝安那樣處變不驚才堪當大任。曾國藩一生在與太平天國的對抗中雖然有過失利,但他及時地吸取了教訓,求穩不求快;在官場上,他更因一個“穩”字,而仕途通達,有小波折而無大波瀾。

多言好辯惹禍端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囂訟,即多言也。曆觀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生。

——曾國藩

鹹豐八年三月,曾國藩在家為父守喪,這段時期可以說是他人生的一個低穀。雖然他對朝廷忠心耿耿,忍辱負重,“打落牙齒和血吞”,在戰場上拚死拚活的,也取得了一些勝利,可是他的仕途之路卻屢屢碰壁,百官排擠,連皇上也開始不信任他。

曾國藩的心裏是十分委屈的,他覺得自己為了朝廷付出了那麼多,可是到頭來卻得不到認可,到最後身邊連一個可以訴衷腸的人都沒有。這樣的結果,一定是因為自己在平時做事情的時候不注意,才會變得越來越沒有辦法挽回。所以,他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反思,得出了這樣兩個結論:一是太傲、太執拗。跟別人的觀點不同的時候,總是固執地認為自己是對的,而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在做事情的時候,盡管可能是別人錯了,可是自己卻不能給別人留台階下,常常因為自以為是而讓別人丟了麵子,傷害了別人的自尊心。二是嘴巴太過隨便,愛與人爭辯,沒有細細地聽聞別人的言論。有些時候明明不應該發表自己的言論,可是總是忍不住。有些應該點到為止的話,總是說過了頭。自己總是在不自覺中把人給得罪了。

經過反省,曾國藩給自己提出了幾條規定,希望自己能在以後的與人交往中多聽聽別人怎麼說,少發表自己的言論,少說一些傷害別人的話。他把自己的心得跟弟弟們分享,因為他發現家中弟弟們也有這些毛病,於是就寫信勸誡。

他說,古人總結由於不好的德行而導致失敗的情況,大約有兩種:一是高傲,二是多言。帝堯的兒子丹朱不肖,一是傲;二是奸詐而好爭辯,也就是多言。曆代名公巨卿,大都是因為這兩點而敗家喪生的。有這兩種缺點的人大部分是因為心裏有所倚仗,心裏有了倚仗,就會表現在臉上。從門第來說,我現在眾望大減,還擔心連累子侄兄弟;從才識來說,最近軍隊裏鍛煉出來的人才很多,弟弟們也沒有超過別人的地方,都沒有什麼可倚仗的。隻能是放低姿態,一味地求講話忠信,行事踏實恭敬,也許可以彌補舊的過失,整頓出些新的風氣來,不然,別人都會討厭、看輕你的。

曾國藩這些話可謂是走進了人性深處。多言的人,言多必有失,往往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於不知不覺中得罪一些人。再者,多言的人也容易給人留下不踏實、愛吹牛甚至不誠實的印象。人們經常說“聰明的人要有長的耳朵和短的嘴巴”就是要大家多聽聽別人說什麼,而自己少發表意見,少表現出自己的觀點。平日裏應該多聽聽別人的言論,才能了解情況,不至於在糊塗中把事情弄糟。

某公司企劃科李明升為科長,同一間辦公室坐了幾年的同事忽然升遷了高位,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刺激與震動。平日不分高下,暗中競爭的同事成了自己的上司,總讓人有那麼一點酸酸的感覺。企劃科李明的幾個同事背後嘀咕開了:“哼!他有什麼本事,憑什麼升他的官?”一百個不服氣與嫉妒就都脫口而出了,於是你一句我一句,把李明數落得一無是處。王新是分配到企劃科不久的大學生,見大家說得激動,也毫無顧忌地說了些李明的壞話,如辦事拖拉、疑心太重等。可偏有一個陽奉陰違的同事張捷,背後說李明的壞話說得比誰都厲害,可一轉身就把大家說李明壞話的事告訴了李明。李明想:別人對我不滿說我的壞話我可以理解,你王新乳臭未幹有什麼資格說我,從此對王新很冷淡。王新大學畢業,一身本事得不到重用,還經常受到李明的指責和刁難,成了背後說別人壞話的犧牲品。

其實,很多年輕人因為剛到一個新環境,對於裏麵的很多事情都不熟悉,如果人雲亦雲,或者隨便發表自己的意見,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就把別人得罪了。要記得言多必失的古語,隻有多聽別人說什麼,熟悉了情況,才有利於我們的發展。倘若貿然地行事,自然不會發展順利。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世事難料,正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曾國藩

曾國藩在1870年被調派金陵。在此之前,他一直任直隸總督,可是突然被調任為兩江總督,知道原委的人都知道,這是朝廷對他“天津教案”的處理方式不滿的表現,再加上原來的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身亡,需要一個熟悉兩江情況的人來辦理此案,所以,朝廷認為將曾國藩調到這裏,實在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為官多年的曾國藩豈會不明白朝廷的安排?雖然在“天津教案”中,很多的成分都是按照慈禧太後的意思來辦的,但是一旦事情沒有辦好,總需要找一個人來當替罪羔羊,這個人無疑就是他曾國藩了。

屬羊的曾國藩,這次真的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在官場上打拚多年,他也感覺到了心灰意冷,人生也跟著無趣了起來。

在金陵和兩江一帶,很多人都是曾國藩的老部下,即使不是當年的湘軍,也多對曾國藩很敬重,所以曾國藩要回兩江的消息傳出以後,他們就開始張羅著給他修葺總督府,想讓他住得舒服一些。

曾國藩也還真是順應了大夥的心意,到了兩江以後,就一直在休息。按說,他到了這裏應該火速過問馬新貽被刺的案子,可是他並沒有那麼做,有關於刺殺的檔案也一直鎖在櫃子裏,不曾被動過。直到一個月後,刑部尚書鄭敦謹來到了江寧,督促案件的審訊問題,曾國藩才出麵會審。

看著曾國藩的不積極態度,他的部下都很為之著急,心想:大帥可能是因為朝廷的調度而心裏難受,才對什麼事情都表現得不緊不慢的。可是,如果一直不查辦朝廷布置下來的案子,恐怕不好對上麵交差啊。為此,他們也不止一次地提醒曾國藩,希望他能夠快一點了結馬新貽被刺的案子。

誰知,正在部將們為了曾國藩焦急的時候,朝廷下旨,宣布案子已經破了。原來,在曾國藩到達兩江的時候,很多人都在傳言,是湘軍暗殺了馬新貽,於是朝廷安排鄭敦謹在暗中觀察。如果曾國藩一來到兩江,就火速處理此案,則肯定與刺殺事件脫不了幹係。可是,因為曾國藩的不積極,讓他躲過了一場大劫難。

在別人看來,不積極會使曾國藩麵臨朝廷的為難,可是正是因為別人眼中的災難,才讓曾國藩躲過了一劫。由此可見,表麵上的災難並不可怕,在事情還沒有真正結束之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出現逆轉。

有個故事也深刻揭示了這個道理。故事講的是一個商人在翻越一座山時,遭遇了一個攔路搶劫的山匪。商人立即逃跑,但山匪窮追不舍。走投無路時,商人鑽進了一個山洞。山匪也追進了山洞裏。

在洞的深處,商人未能逃過山匪的追逐。黑暗中,他被山匪逮住了,遭到了一頓毒打,身上所有錢財,包括一把準備夜間照明用的火把,都被山匪擄去了。

“幸好山匪並沒有要我的命!”商人為失去錢財和火把沮喪了一陣之後,突然想開了。之後,兩個人各自尋找著山洞的出口。

這山洞極深極黑且洞中有洞,縱橫交錯。兩個人置身於洞裏,像置身於一個地下迷宮。山匪慶幸自己從商人那裏搶來了火把,於是他將火把點燃,借著火把的亮光在洞中行走。火把給他的行走帶來了方便,他能看清腳下的石塊,能看清周圍的石壁,因而他不會碰壁,不會被石塊絆倒。但是,他走來走去,就是走不出這個洞。最終,他力竭而死。

商人失去了火把,沒有了照明,但是他想:“我還有眼睛呢。”於是,他在黑暗中摸索著,行走得十分艱辛。他不時碰壁,不時被石塊絆倒,跌得鼻青臉腫。但是,正因為沒有了火把的照明,使他置身於一片黑暗之中,這樣他的眼睛就能夠敏銳地感受到洞口透進來的微光,他迎著這縷微光摸索爬行,最終逃離了山洞。

後來,商人還暗自慶幸山匪搶走了他的火把,否則他也會像山匪那樣困死在洞中。“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很多人正是因為失去了才獲得更好的,比如斷臂而有的維納斯;失明而有的《二泉映月》;癱瘓而有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些已有的故事都告訴大家一個道理,就是失去並不僅僅是痛苦的表現,它有時候也會是一種福氣。

在生活中,很多人一遇到難題就開始悲觀沮喪,覺得自己沒有希望了。其實,在事情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任何人都無法預料結果,有時正因為失去了機會,才成就了更好的前途。

安榮之境,思危之險

大凡做大官,處安榮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

——曾國藩

在風波不斷的官場,位高權重的人更容易遭到別人的算計和攻擊。如果自己的行為不謹慎,那麼將處處給人留下把柄,替別人製造事端。在這一點上,曾國藩是非常明白的,所以他做什麼事情都特別地謹慎。他認為做官尤其是做大官,看起來是呆在安逸的環境裏享受榮華,實際上卻是隨時都有危險,隨時都會受別人侮辱的。他更相信富貴總是伴隨著危機的。

在攻陷了天京以後,有很多人都勸曾國藩擁兵自立,趁著國家混亂之際在江南稱帝。憑借曾國藩當時的實力,他完全有能力保住在江南的江山,與清廷劃出自治。可是,曾國藩深知如果自己那樣做,國家將再一次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連年征戰將使百姓苦不堪言,自己也將成為曆史上的罪人,於是他斷然拒絕了稱帝的建議。

曾國藩自從位極高臣,手握重兵,就一直沒有忘記警醒自己和家人,要記得居安思危。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道:“很多人在居高位的時候就忘乎所以了,覺得非自己不行,可是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也要想一想以前,想一想百姓。以前連年征戰,眼見百姓受苦,如今自己怎麼能再重蹈覆轍呢?”曾國藩常常告誡自己的家人,雖然現在曾家深受朝廷的賞識,可是不能因為現在的安逸,就忘記了以前的種種,不能因為一時的得意,就忘記了以前的失意。做人要時常居安思危,回想原來的不足和缺憾,才能不斷地進步。反之,就隻能在原地踏步,不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對待自己的部將,曾國藩更是教導他們,要常常以“花未開時月未圓”的心態來麵對當前的處境。在這一點上,鮑超是最為受益的。在剛剛加入湘軍的時候,鮑超總是很傲氣,他覺得自己在軍中能夠立下戰功,就是很了不起的了。曾國藩說:“你能有今天的成績,是一點一點幹出來的,如果有一天戰事不利,突然失敗了,你該怎麼辦?”鮑超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曾國藩就說:“成功的人都很怕再失敗,可是為了避免失敗,就應該常常居安思危,而不能因為現在的成績就自滿,就故步自封了。”鮑超聽了以後,覺得主帥說得很有道理,就收斂了許多。在以後的征戰中,他再也不以功勞自居了,而是常常思考自己的不足,不斷地改進自己,最終在討伐太平天國運動中立下了汗馬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