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肯定桑德爾教授是否同意關於現代性的宗教性的分析，盡管他批判了“萬能的”金錢和技術。對此我想稍加論證。金錢的神性在於它是不自然的，而且是超現實的，金錢的本質意味著“一切可能性”，不被局限於任何具體事物的現實性，相反，它可以“萬能地”兌換成任意某種現實性，因此金錢具有一種形而上學性質，一種超越的（transdental）性質。類似地，技術是對自然所給定的秩序和結構的否定，它可以按照人類的欲求而“萬能地”改變自然之所是（the nature as it is），把自然變成它所不是的那樣（what it is not）。需要注意的是，我在這裏並非否認“人為”的意義，事實上，人為之事正是人類所以為人的證明，是人類作為偉大創造者的證明。但問題是，把自然之所是（it is）變成所不是（it is not）是否會導致自我懲罰的災難？會不會是人類過於自負的毀滅性冒險？技術的疑點在於：技術改變自然的依據是人的欲望，而不是關於自然的絕對知識，即上帝才擁有的那種“全知”，人顯然缺乏此種全知，因此不可能給自然安排一種新的“先定和諧”（萊布尼茲），相反，往往隻是了破壞自然的先定和諧。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術是對自然的否定，因為技術是逆自然的；而工藝（arts）是對自然的致敬，因為工藝是順自然的。
試圖超越自然而證明人類的神權，這是整個現代性的問題，而不僅僅屬於資本主義，同樣也屬於共產主義。馬克思要求人類解放自己，就是宣稱人類具有神權，隻不過其中的宗教性由原來被神拯救變成了自我解放，正如國際歌唱的：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現代對解放（liberation）的追求就是對人類神權的追求，通常說成是對自由（liberty）的追求。隻有徹底的自由才達到神性，於是真正的解放就必須徹底解放，不留尾巴，否則就仍然被某種桎梏所限製，因此，徹底解放不僅需要擺脫各種權力（王權、政府、教會、等級、習俗、傳統價值觀等等）的支配，還要擺脫自然的支配。在這裏我們可以看清解放與進步的內在關係：每一種進步都帶來一種自由，都是走向最後解放的過程。
在進步或解放遇到自身造成的悖論之前，每一種進步和解放都是主體性的凱旋，輪船、火車、汽車、飛機、電燈、電話、青黴素、X光、疫苗、個人權利、法治、民主，如此等等，但是當進步和解放最終遇到自身悖論，就可能由主體性的凱旋變成主體性的自我否定。這意味著，人的神話可能是有極限的，其實不可能化人為神。桑德爾集中討論的基因工程很可能就是人的神話的一個極限。桑德爾的基本立場可以說就是希望人的神話在其極限處能夠停下來，不要去挑戰自然的容忍底線。這樣一種“及時刹車”的理智態度決非保守，而是“正常”。不過，在這個“政治正確”的時代，我們不得不小心地理解這個日常詞彙，否則會被質問：什麼是不正常的？有了政治正確，就無法把任何事情說成不正常的了。為了避免誤解，我願意使用一個足夠古老而不至於被“政治正確”所質問的詞彙：中庸。桑德爾的立場可謂中庸之道，一方麵是避免極端、留有餘地的風險規避態度；另一麵是對自然和傳統智慧的敬意。
我不敢肯定桑德爾教授是否同意關於現代性的宗教性的分析，盡管他批判了“萬能的”金錢和技術。對此我想稍加論證。金錢的神性在於它是不自然的，而且是超現實的，金錢的本質意味著“一切可能性”，不被局限於任何具體事物的現實性，相反，它可以“萬能地”兌換成任意某種現實性，因此金錢具有一種形而上學性質，一種超越的（transdental）性質。類似地，技術是對自然所給定的秩序和結構的否定，它可以按照人類的欲求而“萬能地”改變自然之所是（the nature as it is），把自然變成它所不是的那樣（what it is not）。需要注意的是，我在這裏並非否認“人為”的意義，事實上，人為之事正是人類所以為人的證明，是人類作為偉大創造者的證明。但問題是，把自然之所是（it is）變成所不是（it is not）是否會導致自我懲罰的災難？會不會是人類過於自負的毀滅性冒險？技術的疑點在於：技術改變自然的依據是人的欲望，而不是關於自然的絕對知識，即上帝才擁有的那種“全知”，人顯然缺乏此種全知，因此不可能給自然安排一種新的“先定和諧”（萊布尼茲），相反，往往隻是了破壞自然的先定和諧。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術是對自然的否定，因為技術是逆自然的；而工藝（arts）是對自然的致敬，因為工藝是順自然的。
試圖超越自然而證明人類的神權，這是整個現代性的問題，而不僅僅屬於資本主義，同樣也屬於共產主義。馬克思要求人類解放自己，就是宣稱人類具有神權，隻不過其中的宗教性由原來被神拯救變成了自我解放，正如國際歌唱的：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現代對解放（liberation）的追求就是對人類神權的追求，通常說成是對自由（liberty）的追求。隻有徹底的自由才達到神性，於是真正的解放就必須徹底解放，不留尾巴，否則就仍然被某種桎梏所限製，因此，徹底解放不僅需要擺脫各種權力（王權、政府、教會、等級、習俗、傳統價值觀等等）的支配，還要擺脫自然的支配。在這裏我們可以看清解放與進步的內在關係：每一種進步都帶來一種自由，都是走向最後解放的過程。
在進步或解放遇到自身造成的悖論之前，每一種進步和解放都是主體性的凱旋，輪船、火車、汽車、飛機、電燈、電話、青黴素、X光、疫苗、個人權利、法治、民主，如此等等，但是當進步和解放最終遇到自身悖論，就可能由主體性的凱旋變成主體性的自我否定。這意味著，人的神話可能是有極限的，其實不可能化人為神。桑德爾集中討論的基因工程很可能就是人的神話的一個極限。桑德爾的基本立場可以說就是希望人的神話在其極限處能夠停下來，不要去挑戰自然的容忍底線。這樣一種“及時刹車”的理智態度決非保守，而是“正常”。不過，在這個“政治正確”的時代，我們不得不小心地理解這個日常詞彙，否則會被質問：什麼是不正常的？有了政治正確，就無法把任何事情說成不正常的了。為了避免誤解，我願意使用一個足夠古老而不至於被“政治正確”所質問的詞彙：中庸。桑德爾的立場可謂中庸之道，一方麵是避免極端、留有餘地的風險規避態度；另一麵是對自然和傳統智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