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樣一種基於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經驗研究隻不過給出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事實，但不能解釋其原因。真正需要回答的是，為什麼在過去的30餘年中，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或者說，資本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強調資本市場的作用，家庭權衡得失來決定資本的供給，而企業按照利潤最大化目標決定資本的需求。但這種理論僅僅適用於分散化的經濟體。如果在一個政府控製和主導經濟活動的經濟體中，資本存量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取決於市場力量，而是更多地取決於政府行為。即政府影響微觀組織的資本決策，進而影響到整個經濟體的資本存量，並通過此來影響經濟增長。甚至政府直接通過投資來實現資本的快速積累，從而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普遍采取趕超策略，這種策略的核心就是通過政府投資或者政府產業政策引導投資，來實現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因此，在這樣一個經濟體中，必須引入政府因素，才能真正理解經濟增長的來源和路徑。經濟學家達成共識的一點是，在中國，即使是改革開放30餘年的今天，政府仍然起著主導作用！政府不僅直接通過財政和其他行政活動來影響和控製經濟，而且還通過大量的國有企業來主導經濟。所以，不考慮政府行為，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的經濟增長（周業安，2009）。而正如下一節將要分析的，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分權帶來了地方政府作用的日益增強，地方政府承擔了主要的支出功能，因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更為深遠。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在財政分權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地方政府競爭的格局（何夢筆，1999a，b；馮興元，2001a，b），這種地方政府的競爭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業安，2003），並且的確也影響到了經濟增長（周業安等，2004；沈坤榮和付文林，2006；李濤和周業安，2008，2010；李濤等，2011）。
雖然對我國的地方政府競爭的討論非常火熱，相關的文獻也不少，但仍然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持下麵兩個關鍵的問題：首先，中國的地方政府存在競爭嗎？早期何夢筆和馮興元僅僅是借用了Breton（1996）的政府競爭的一些思想來規範分析中國這種轉型經濟的變遷軌跡，並沒有給出相關的證據來證明是否存在政府競爭；同樣，後期國內文獻的相關研究也都是受這些文獻的啟發來規範討論地方政府的有關問題的，如果有經驗研究的話，也主要集中在地方保護主義及相關問題的討論上，而不是定量分析政府競爭本身。直到最近，沈坤榮和付文林（2006）、李永友和沈坤榮（2008）、周業安（2008）、郭傑和李濤（2010）從稅收競爭的視角，邵軍（2007）、李濤和周業安（2008）從財政支出競爭的視角開始定量研究我國地方政府間競爭的情形。這些研究發現，無論是從稅收角度還是從支出角度，我國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確存在策略行為，即存在某種形式的競爭。王守坤等（2008）、王美今等（2010）進一步分析了這種競爭的類型。另一些學者，如周黎安（2004，2007）、周黎安等（2005）提出官員在錦標賽製度下的晉升博弈本質上是一種標尺競爭，這種競爭從規範的視角應該存在，但缺乏相應的證據。進一步看，地方政府間競爭在不同的維度有何異同？競爭的程度如何？現有的文獻也沒有細致分析。
不過，這樣一種基於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經驗研究隻不過給出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事實，但不能解釋其原因。真正需要回答的是，為什麼在過去的30餘年中，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或者說，資本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強調資本市場的作用，家庭權衡得失來決定資本的供給，而企業按照利潤最大化目標決定資本的需求。但這種理論僅僅適用於分散化的經濟體。如果在一個政府控製和主導經濟活動的經濟體中，資本存量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取決於市場力量，而是更多地取決於政府行為。即政府影響微觀組織的資本決策，進而影響到整個經濟體的資本存量，並通過此來影響經濟增長。甚至政府直接通過投資來實現資本的快速積累，從而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普遍采取趕超策略，這種策略的核心就是通過政府投資或者政府產業政策引導投資，來實現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因此，在這樣一個經濟體中，必須引入政府因素，才能真正理解經濟增長的來源和路徑。經濟學家達成共識的一點是，在中國，即使是改革開放30餘年的今天，政府仍然起著主導作用！政府不僅直接通過財政和其他行政活動來影響和控製經濟，而且還通過大量的國有企業來主導經濟。所以，不考慮政府行為，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的經濟增長（周業安，2009）。而正如下一節將要分析的，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分權帶來了地方政府作用的日益增強，地方政府承擔了主要的支出功能，因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更為深遠。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在財政分權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地方政府競爭的格局（何夢筆，1999a，b；馮興元，2001a，b），這種地方政府的競爭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業安，2003），並且的確也影響到了經濟增長（周業安等，2004；沈坤榮和付文林，2006；李濤和周業安，2008，2010；李濤等，2011）。
雖然對我國的地方政府競爭的討論非常火熱，相關的文獻也不少，但仍然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持下麵兩個關鍵的問題：首先，中國的地方政府存在競爭嗎？早期何夢筆和馮興元僅僅是借用了Breton（1996）的政府競爭的一些思想來規範分析中國這種轉型經濟的變遷軌跡，並沒有給出相關的證據來證明是否存在政府競爭；同樣，後期國內文獻的相關研究也都是受這些文獻的啟發來規範討論地方政府的有關問題的，如果有經驗研究的話，也主要集中在地方保護主義及相關問題的討論上，而不是定量分析政府競爭本身。直到最近，沈坤榮和付文林（2006）、李永友和沈坤榮（2008）、周業安（2008）、郭傑和李濤（2010）從稅收競爭的視角，邵軍（2007）、李濤和周業安（2008）從財政支出競爭的視角開始定量研究我國地方政府間競爭的情形。這些研究發現，無論是從稅收角度還是從支出角度，我國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確存在策略行為，即存在某種形式的競爭。王守坤等（2008）、王美今等（2010）進一步分析了這種競爭的類型。另一些學者，如周黎安（2004，2007）、周黎安等（2005）提出官員在錦標賽製度下的晉升博弈本質上是一種標尺競爭，這種競爭從規範的視角應該存在，但缺乏相應的證據。進一步看，地方政府間競爭在不同的維度有何異同？競爭的程度如何？現有的文獻也沒有細致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