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蕭珊巴金
（一）
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周年紀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於紙筆。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裏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小時望著麵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我痛苦地想，難道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仿佛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我索性放下筆，什麼也不寫了。
六年過去了，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確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並不糊塗，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最近我經常去龍華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大廳裏我想起許多事情。同樣地奏著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人的大廳轉到隻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裏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體告別。我記起了《家》裏麵覺新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玨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麼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遺體旁邊、望著那張慘白色的臉，那兩片咽下了千言萬語的嘴唇，我咬緊牙齒，在心裏喚著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為什麼不讓我先死？我想，這是多麼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麼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掛上“牛鬼”的小牌子，還掃過馬路。究竟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為她是我的妻子。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後門她才住進了醫院，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願意改造思想，她願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這個願望總不能說是癡心妄想吧。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
但是我並未挨過打，她卻挨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以後才退盡。她挨打隻是為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了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麵派出所去，請民警同誌出來幹預。那裏隻有一人值班，不敢管。當著民警的麵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裏。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給人當做“罪人”和“賤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麵容，滿腦子的烏雲都消散了。我有什麼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我喚她，她也喚我。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堅持就是勝利。”我說：“日子難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裏我每天在“牛棚”裏麵勞動、學習、寫交代、寫檢查、寫思想彙報。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從外地到作協來串連的人可以隨意點名叫我出去“示眾”，還要自報罪行。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牛棚”的“監督組”隨意決定。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裏來，高興拿什麼就拿走什麼。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眾性批鬥和電視批鬥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她說“日子難過”，因為她給兩次揪到機關，靠邊勞動，後來也常常參加陪鬥。在淮海中路大批判專欄上張貼著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一家人的名字都寫出來“示眾”，不用說“臭婆娘”的大名占著顯著的地位。這些文字像蟲子一樣咬痛她的心。她讓上海戲劇學院“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上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幸好當天夜裏我兒子把它撕毀，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人們的白眼、人們的冷嘲熱罵蠶食著她的身心，我看出來她的健康逐漸遭到損害，表麵上的平靜是虛假的，內心的痛苦像一鍋煮沸的水，她怎麼能遮蓋住！怎麼能使它平靜！她不斷地給我安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上麵對我的壓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家協會，或者走到湖南路口，快到我們家，她總是抬不起頭。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沉重的打擊。我還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到家裏，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菜。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作了作協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麵目》。真是當頭一棒！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她端著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飯後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別處。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
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我後來發現她躺在床上小聲哭著。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曆曆在我眼前。
我多麼願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寧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願！
（二）
我聽周信芳同誌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做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體鱗傷，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蕭珊並未受到這種新式體罰。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別人當皮球打來打去。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其實這是她的一片癡心，結果隻苦了她自己。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麼痛心。我勸她，安慰她，我想把她拉住，一點也沒有用。
她常常問我：“你的問題什麼時候才解決呢？”我苦笑地說：“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她歎口氣說：“我恐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後來她病倒了，有人勸她打電話找我回家，她不知從哪裏得來的消息，她說：“他在寫檢查，不要打岔他，他的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等到我從“五七幹校”回家休假，她已經不能起床。她還問我檢查寫得怎樣，問題是否可以解決。我當時的確在寫檢查，而且已經寫了好些次了。他們要我寫，隻是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麼能理解呢？
這時離她逝世不過兩個多月，癌細胞已經擴散。可是我們不知道，想找醫生給她認真檢查一次，也毫無辦法。平日去醫院掛號看門診，等了許久才見到醫生或者實習醫生，隨便給開個藥方就算解決問題。隻有在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才有資格掛急診號，或者還可以在病人擁擠的觀察室待上一天半天。當時去醫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難，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車來，讓她坐在車上，他慢慢地推著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輪車去，看好門診回家，雇不到車，隻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來，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隻得請求行人到我們家通知，她一個表侄正好來探病，就由他去背了她回家。她希望拍一張X光片子查一查腸子有什麼病，但是辦不到。後來靠了她一位親戚幫忙，開後門兩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腸癌。以後又靠朋友設法開後門住進了醫院。
她自己還很高興，以為得救了。隻有她一個人不知真實的病情，她在醫院裏隻活了三個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裏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個月。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願意把她丟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一個“工宣隊”頭頭逼著我第二天就回幹校去。我回到家裏，她問起來，我無法隱瞞，她歎了一口氣，說：“你放心去吧。”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她，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跑到巨鹿路去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他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裏有什麼用處！留在家裏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隻說機關不同意，後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我還能講什麼呢？明天回幹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