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環境與民營企業對政府的依賴和民營企業政治行為的動機
1.政治觀察期民營企業政治行為的動機分析
在1978年以前的政治否定期，中國各種形式的私營經濟幾近絕跡，因而也不可能存在民營企業的政治行為。
在民營經濟發展的政治觀察期，從最初黨和政府對私營經濟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的觀望態度到黨的十四大對私營經濟的逐步肯定，一方麵，私營經濟發展麵臨的政治環境在政治觀察期內總體上趨於寬鬆；另一方麵，在政治觀察期政治上是否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也經曆了反複。同時，盡管政治上並不否定私營經濟的發展，但政治“所有製歧視”仍舊存在，這主要表現在相對於國有經濟，私營經濟處於從屬和“配角”地位。由此可見，在政治觀察期內，民營經濟發展麵臨較為複雜的政治環境，而這種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使得私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麵臨著較大的政治不確定性和政治風險。1982年溫州的“八大王事件”充分說明了私營經濟發展麵臨的政治風險。
由此可見，在政治觀察期，民營企業發展麵臨著政治歧視和政治環境不確定帶來的政治風險，降低和消除政治風險是民營企業發展需要克服的問題。這決定了民營企業有實施政治行為的動機，目的在於規避政治風險，獲得合法地位。
2.政治肯定期民營企業政治行為的動機分析
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之後，政治上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從觀察轉變為肯定，民營企業發展的政治環境發生重大轉變，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其一，對私營經濟的政治歧視消除，非公有製經濟獲得了與公有製經濟平等的政治地位。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報告都明確提出了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黨的十四大以前政治上僅把非公有製經濟定位為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其二，政治上提出了給予私營經濟平等競爭的待遇，要求消除所有製歧視；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國家要為各種所有製經濟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
與政治觀察期民營企業麵臨著政治環境帶來的政治風險不同，進入政治肯定期後，民營企業發展麵臨的政治風險降低或消除，這體現在1992-1998年期間，很多原來“戴紅帽”的私營企業紛紛“摘帽”，重新登記為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獨資私營企業。盡管如此，轉軌過程中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高度幹預和所有製歧視帶來的種種製約，使得民營企業必須訴諸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來減少對政府的依賴和謀求發展機遇。換言之，在進入政治肯定期後，由於政治觀察期的政治風險已下降或消失，規避政治風險已不再是民營企業政治行為的主要動機和目的所在，處理好與政府的關係成為民營企業政治行為的核心目標。
（1）政府的經濟幹預與民營企業對政府的依賴
企業政治行為水平是企業經營對政府依賴程度的函數，而政府意識形態和政府能力是決定企業對政府依賴程度的兩大關鍵因素。相對於自由市場政府，社團主義（corporatist）意識形態國家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程度更高，企業更依賴於政府。而政府行政能力越差，對政府官員的行為約束越差，企業對政府依賴程度也越高。顯然不同國家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理念和政府的行政能力都存在差異，進而造成企業對政府依賴程度的不同。
我國民營經濟發展時期也是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由於製度和意識形態的慣性，在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程度仍舊比較高，私營經濟的發展在很多方麵受政府政策的製約。
在對152個國家政府質量的研究中，La Porta,LopezdeSilance,Shleifer和Vishny以政府對經濟幹預度和政府效率來代表政府質量（類似於Pearce等提出的政府意識形態和政府能力兩個維度），其中政府幹預包含產權保護指數、商業幹預指數等指標，政府效率包含政府腐敗、行政拖延等指標。根據La Porat等的研究資料整理出來的中國和美國的相關指數指標。
指標指標說明美國中國產權保護指數取值在1~5，值越大政府對產權保護越好52商業幹預指數取值在1~5，值越大政府對經濟幹預越低42政府腐敗指數取值0~10，值越大政府腐敗程度越低8.66.5行政延誤指數取值0~10，值越小行政拖延程度越高6.984.62
在上述四個表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產權保護指數和商業幹預指數）和政府行政能力（行政腐敗指數和行政拖延指數）的指標中，產權保護指數體現了法律對私有產權保護程度以及政府侵害私人產權的可能性，美國的產權保護指數為5，屬於法律對私人產權保護最高和政府侵害最小的國家，而中國的產權保護指數為2，這表明政府對私人產權保護程度低於美國。商業幹預指數反映了政府對經濟活動幹預程度和企業從事商業活動受到政府幹擾的可能性，該指數越高，政府的幹預程度越低，美國的商業幹預指數為4，高於中國的商業幹預指數，這表明美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程度低於中國。政府腐敗指數代表行政官員收受賄賂的可能性，值越大表明政府透明度越高，收受賄賂的可能性和水平越低，美國的政府腐敗指數為8.6，中國的政府腐敗指數為6.5，這說明中國政府行政人員收受賄賂的可能性和水平更高。行政延誤指數反映政府辦事效率的高低，中國的行政延誤指數為4.62，美國的行政延誤指數為6.98。由此可見，從以上四個指標來看，美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程度低於中國政府，而行政能力要高於中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