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水不解近渴
《莊子》裏記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莊子的家裏很窮，到監河侯家裏借錢。監河侯說：“好的。我將要得到邑裏的很多金子，那時我再借給您三百斤。”莊子氣憤地說：“我昨天來這裏的時候，在半道上聽見有叫我的聲音，我回頭看看路上的車轍中，有一條鮒魚在裏麵。我向鮒魚說：‘過來，您是怎麼回事呢？’鮒魚回答說：‘我是主管東海波浪的魚。您能不能給我一鬥水讓我活下來呢？’我說：‘好的。等我遊說吳越之王，引西江之水而迎接您，可以嗎？’鮒魚氣憤地說：‘我離開了大海，無水可用，得到一鬥水就可以活下來。您這麼說，還不如到魚市上去找我！’”
《莊子》善於用寓言來講述道理。這個故事講的是遠水不解近渴的道理，諷刺了那些迂腐無用的空疏之舉。古人在這方麵有很多深刻的論述。
《淮南子》上說：“救助落水的人，給他金玉，不如給他一根平常的繩子。”韓非子說：“已經餓了很多天的人，讓他等有了黃粱米飯和肉食之後再吃。餓著的人必然等不及。”因此解決饑餓，不要指望寶鼎煮出的美味；搶救落水的人哪能等行步端正的慢性子。也就是說，治理國家要施行切實易行的方針，才能把事情辦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韓非子說：“人們常說智謀之人講的道理十分高深，即使是高智商的人理解起來也感到很費勁。如今製定普通人適用的法律，卻盡講些連智力較高的人也理解不了的道理，普通人怎麼明白呢？因此，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坐等有了黃粱米飯和肉食後再吃的；連粗麻織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不會非得有了繡花的綢衣才穿的。由此說來，治理國家應先做當務之急的事，再做其他事情。”韓非子還說：“現在人們所說的英烈之人都是言談舉止怪異的人，他們標榜冷僻的學問，講道理過於玄妙，不切實際。我認為，冷僻就是無用，太玄妙就是不負責任。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養父母。侍奉君主、孝養父母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必須尊奉忠誠信義。若尊奉忠誠信義就不能不著邊際。可見太虛的道理，冷僻的學問，都是迷惑人的邪術。”韓非子還說過：“非要親眼見到別的人怎樣做才能明白的人，不能說是聰明的人，因為人是一一看不完的。”因此《尹文子》說：“君子不空談無益於治國的道理，不做容易做但沒有收效的事。因此，他們論道，在各種政策、製度、權術的範圍內；做的事多與種田務農、行軍布陣有關。這就是說，要做的是實際急需的事。”所以，小人爭論的都是儒家、墨家的孰是孰非，行事固執、偏激、虛偽；孜孜以求的隻是名聲而已。因而英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
公輸般像
現在世上有些人，品行高蹈於眾人之上，辦事能力也在眾人之上，能言善辯出類拔萃。但是，有這樣的品行卻不能用來教化人民；有這樣的辦事能力卻用不到急需的地方；口才出眾不去遊說天下百姓；勇力過人，卻無法在戰場上率領眾人浴血奮戰。這四種超群之處，都是不能被用於正道的，往往成為禍亂的根源。
行善的人，使別人不能鑽空子。為所欲為；心思機巧的，行事做得天衣無縫，讓常人難以插手。可以說這些是獨善、獨巧的人，但往往達不到巧、善的最高境界。因此我們應以聖人之理為貴，不能隻逞獨善之能，要懂得和大家一起治理。行事當以合乎大眾為貴。《文子》說：“先知先覺，遠見卓識，可以說是亂世奇才。但太平盛世，這種人不值得以他為貴。知識淵博，而且能言善辯，可以說是聰慧伶俐，但英明的君主不會用這個標準去衡量臣下。目空一切，出淤泥而不染，可謂士大夫道德貞潔，但太平盛世不會用這個標準去教化百姓。所以，那些太崇高的道義準則，不能作為衡量百姓的標準。那些遠非大眾化的德行，不能推廣為一國的風俗。因此，若是國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住業績；軍隊強大，可以和怯懦的人並肩作戰。不必非等古代英俊傑出的人物出現不可，而人能自主安排的原因，就是能按手下人所現有的德性、能力兼容並用他們而已。”《文子》這些話，是認為聖明的君主不能拿先知遠見、博聞強記、傲視別人三事來作為教化的標準。若是讓百姓都依此行事、移風易俗，那是不可能的。如今隻需自然耕作、自然生活，教之以行軍作戰，不覺中順其大眾。不提倡能力出眾，勇猛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