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2億多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這是舉世無雙的偉大成就。隻要繼續保持經濟增長勢頭，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會繼續減少，直到接近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狀況。毫無疑問，劉易斯拐點遲早會來。對於這一點似乎沒有什麼爭議。不過，在研究經濟政策的時候僅僅知道起點和終點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我們目前在哪裏。如果判斷失誤，有可能犯拔苗助長的錯誤。
對於形勢判斷曆來有左右之分，如果過於樂觀，容易犯“左”傾錯誤；如果過於悲觀，有可能犯右傾錯誤。在中國曆史上出現過許多次“左”傾路線。在武裝鬥爭時期，在條件不成熟時鼓吹“城市中心暴動”、“全麵出擊”，幾乎斷送了革命。在和平建設時期，頭腦發熱，大躍進，大煉鋼鐵，損失慘重，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有些人寧左勿右。實踐證明，激進未必正確，不能說“左”傾就比右傾更好。鼓吹在農村已經沒有剩餘勞動力的人恰恰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如果在農村還存在著大量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下不斷提高最低工資線，表麵上迎合了一些小市民的要求而獲得一片讚許，實際上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不利於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和工業化、城鎮化的進展。這樣下去，隻會南轅北轍，把基尼係數越拉越大，最終割裂社會，造成巨大的社會隱患。誰說這不是一個事關重大的原則性的分歧？
為了迎合小市民的眼前利益，嘩眾取寵，民粹主義者必須為增加工資製造理由。明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接近或超過了GDP增長率，他們非要說：“GDP一大步，居民收入邁半步。”其實，隻要認真地分析數據，他們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有些人說，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逐年降低，居民消費萎縮了，農民工大量進城之後城鄉收入差距反而加大了，等等。他們以為經濟結構出了什麼問題，其實，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他們沒有搞清楚數據變化的內涵而做出了錯誤判斷。倘若這些說法真的成立的話，豈不是要檢查一下前段時間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是否出了嚴重的問題？
數據證明，近年來的改革進程基本是健康的。中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和世界各國相比並不低，不僅勞動者報酬逐年得到提高，在GDP中的比重也在逐漸上升。盡管城鄉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卻在逐年縮小，鼓勵農民工進城的方針是正確的。消費並沒有萎縮，等到應對外部金融危機的高投資結束，消費在GDP中的比重自然回歸正常。和世界各國相比，中國的對外依存度處於合理的區間，並沒有什麼嚴重的扭曲。服務業占GDP比重偏低的原因是由於稅製扭曲而丟掉了部分統計數據。隻要啟動稅製改革，增加個人所得稅的比重，就可以得到服務業的比較準確的統計數據。因此，不能武斷地說中國的收入結構存在嚴重的扭曲，更不能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出了嚴重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2億多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這是舉世無雙的偉大成就。隻要繼續保持經濟增長勢頭，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會繼續減少，直到接近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狀況。毫無疑問，劉易斯拐點遲早會來。對於這一點似乎沒有什麼爭議。不過，在研究經濟政策的時候僅僅知道起點和終點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我們目前在哪裏。如果判斷失誤，有可能犯拔苗助長的錯誤。
對於形勢判斷曆來有左右之分，如果過於樂觀，容易犯“左”傾錯誤；如果過於悲觀，有可能犯右傾錯誤。在中國曆史上出現過許多次“左”傾路線。在武裝鬥爭時期，在條件不成熟時鼓吹“城市中心暴動”、“全麵出擊”，幾乎斷送了革命。在和平建設時期，頭腦發熱，大躍進，大煉鋼鐵，損失慘重，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有些人寧左勿右。實踐證明，激進未必正確，不能說“左”傾就比右傾更好。鼓吹在農村已經沒有剩餘勞動力的人恰恰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如果在農村還存在著大量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下不斷提高最低工資線，表麵上迎合了一些小市民的要求而獲得一片讚許，實際上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不利於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和工業化、城鎮化的進展。這樣下去，隻會南轅北轍，把基尼係數越拉越大，最終割裂社會，造成巨大的社會隱患。誰說這不是一個事關重大的原則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