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聲槍響終結了千年帝製。眾所周知，沒有革命前的農民運動和各種民變的衝擊，武昌起義是難以推翻北京皇朝帝製的。（參見楊湘容：《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研究》（博士論文）。）然而，由於當時的革命力量不是創立新製度的真正主體，所以，辛亥革命雖然開辟了中國民主共和曆史，但並沒有真正建立民主共和製度，於是，帝製終結之後，權力旁落，一部分被帝國主義勢力所控製，一部分被軍閥勢力所控製。要改變這種格局，惟一的途徑就是進行第二次革命，而中國的曆史與社會結構決定了其主體依然是農民。這樣的革命要成功，就必須將傳統的農民革命與現代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有機結合，這就需要一個強大的領導力量，這就是革命政黨。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作過努力，但最終獲得成功的是中國共產黨。
孫中山雖然意識到中國要實現改朝換製需要進行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但沒有將這兩大革命有機地銜接到中國最可能形成的農民革命之中，使具有內生力量的農民革命獲得現代的邏輯與意義，因而，其革命的理想與目標雖然現代，但缺乏應有的現實基礎和內在動力。中國共產黨則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啟動農民革命，並將其與中國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有機結合。為此，中國共產黨將傳統的農民革命與現代的工人運動結合，並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的領導下，使其轉變為能夠承載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使命的無產階級革命。在這其中，中國共產黨不僅給予其相當充分的理論支持，而且給予其強大的組織支持，這就是黨的領導與黨的組織。毛澤東在其《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集中闡明了這其中的原理和原則。
傳統的農民革命是在“官逼民反”的邏輯下形成和展開的，其目標和使命很簡單，就是推翻既有的政權壓迫，重新爭得應有的生存權利。因而，革命後的改朝換代惠及的不是哪個階級或階層，而是哪家哪姓以及作為中國社會主體力量的全體農民。這種革命邏輯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在完成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背後，實際上也是要解決如何讓傳統的農民以及由此演變出來的現代工人在革命之後獲得其應有的權利的問題。由於這次革命是改朝換製，所以，人們在革命中所獲得的權利，不是一畝三分地，而是結束家天下的皇權專製之後的民主權利。傳統“官民二元”結構決定了皇權專製推翻之後，國家權力理所當然地應該整體地回到人民手中。於是，人民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對內推翻皇權和官僚專製，爭得權利，重新當家作主，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合法性所在。隻不過中國農業社會的性質決定了這種人民革命的主體是農民，其表現形態是由現代政黨領導的工農革命。
辛亥革命一聲槍響終結了千年帝製。眾所周知，沒有革命前的農民運動和各種民變的衝擊，武昌起義是難以推翻北京皇朝帝製的。（參見楊湘容：《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研究》（博士論文）。）然而，由於當時的革命力量不是創立新製度的真正主體，所以，辛亥革命雖然開辟了中國民主共和曆史，但並沒有真正建立民主共和製度，於是，帝製終結之後，權力旁落，一部分被帝國主義勢力所控製，一部分被軍閥勢力所控製。要改變這種格局，惟一的途徑就是進行第二次革命，而中國的曆史與社會結構決定了其主體依然是農民。這樣的革命要成功，就必須將傳統的農民革命與現代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有機結合，這就需要一個強大的領導力量，這就是革命政黨。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作過努力，但最終獲得成功的是中國共產黨。
孫中山雖然意識到中國要實現改朝換製需要進行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但沒有將這兩大革命有機地銜接到中國最可能形成的農民革命之中，使具有內生力量的農民革命獲得現代的邏輯與意義，因而，其革命的理想與目標雖然現代，但缺乏應有的現實基礎和內在動力。中國共產黨則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啟動農民革命，並將其與中國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有機結合。為此，中國共產黨將傳統的農民革命與現代的工人運動結合，並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的領導下，使其轉變為能夠承載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使命的無產階級革命。在這其中，中國共產黨不僅給予其相當充分的理論支持，而且給予其強大的組織支持，這就是黨的領導與黨的組織。毛澤東在其《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集中闡明了這其中的原理和原則。
傳統的農民革命是在“官逼民反”的邏輯下形成和展開的，其目標和使命很簡單，就是推翻既有的政權壓迫，重新爭得應有的生存權利。因而，革命後的改朝換代惠及的不是哪個階級或階層，而是哪家哪姓以及作為中國社會主體力量的全體農民。這種革命邏輯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在完成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背後，實際上也是要解決如何讓傳統的農民以及由此演變出來的現代工人在革命之後獲得其應有的權利的問題。由於這次革命是改朝換製，所以，人們在革命中所獲得的權利，不是一畝三分地，而是結束家天下的皇權專製之後的民主權利。傳統“官民二元”結構決定了皇權專製推翻之後，國家權力理所當然地應該整體地回到人民手中。於是，人民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對內推翻皇權和官僚專製，爭得權利，重新當家作主，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合法性所在。隻不過中國農業社會的性質決定了這種人民革命的主體是農民，其表現形態是由現代政黨領導的工農革命。
二、人民共和與政黨建國
中國傳統帝國體係內生於中國社會曆史與文化之中，厚實的社會和文化基礎，不僅使其堅韌和牢固，而且使其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因而，其最終的命運，不是轉型，而是徹底崩解。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頁。）麵對世界現代化潮流，中國在接受傳統帝國體係崩解的同時，也必然接受民主共和現代政治。顯然，這種必然性不僅來自時代的要求，也來自中國社會難以回覆的曆史與社會轉型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認為辛亥革命之後，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的判斷是有道理的。（劉少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