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漢書》在體例上對《史記》的模仿與創新
通行本《漢書》是唐代顏師古的注本，共一百卷，但因為有些卷又分為幾卷，所以總計一百二十卷，即《本紀》十三卷、《表》十卷、《誌》十八卷、《傳》七十九卷。
《漢書》的體例是模仿《史記》而又有所發展的。《史記》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漢書》則有帝紀、表、誌、傳。如果說《漢書》把《史記》的“書”改稱為“誌”，還隻是名稱更換的話，那麼班固未像司馬遷那樣設立“世家”，而是將所有功勳世家一律列入人物“傳”之中，則不能不說反映出東漢人的世卿世祿觀念，較西漢人已經大為淡薄了。
《漢書》的創新很多，比如新設的《刑法誌》不僅記述了漢代刑法，還概括了漢以前的刑法源流。他的這一筆法雖然遭到過後代史學評論家的非議，但是從今天的史學概念來看，這種追根溯源的敘事方法不妨說更具合理性。《漢書》將《史記》的《貨殖列傳》和《平準書》合二為一，創立了《食貨誌》，將人口數量、耕地麵積、糧食產量等重要的國家經濟數據按照“食”與“貨”即今日我們說的農業與工商業分類的做法，為後來曆代史家所認同並予以繼承。班固還根據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圖書分類法，創立《藝文誌》並由此開辟了後代史書設立《藝文誌》或《經籍誌》的先聲。此《誌》的創造，無疑是中國所以能夠一直保持世界圖書之最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地理誌》的創立也是使後代史書紛紛效法，並設立《地理誌》、《郡縣誌》、《州郡誌》、《地形誌》的樣板。
就《傳》而言，《漢書》新設了《史記》所沒有的《宗室傳》、《皇後傳》、《外戚傳》；在《表》中增設了《古今人表》。《王莽傳》的篇幅很長，是史書中記載新朝的唯一史料，其價值不可低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漢書》中增補了許多民族史和中亞、南亞史的內容。這反映出漢武帝之後中國人越來越具有國際化的眼光了。
《漢書》多載西漢皇帝詔文，為後世留下寶貴的第一手史料，極有助於學者的研究。比如漢武帝對賢良的“下詔策問”的內容，如果沒有《漢書·董仲舒傳》的記載，我們將很難如此詳細地了解漢武帝下詔求賢的具體情節和心情。
四、《漢書》研究成果及其代表性觀點
由於《漢書》與《史記》的繼承關係，曆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僅次於《史記》。比如唐代劉知幾評論所謂紀傳體時，就指出雖然這一體例始於《史記》，並成為後代正史的楷模，但是斷代史卻開始於班固，後代的史書大體都繼承了班固的體例。與劉知幾的稱讚相反，南宋鄭樵認為史書本應以通史為正常體例，他批評班固著斷代史是不明《史記》本意，沒有明白曆史自有其古今沿革相因的意義（《通誌·總序》）。
三、《漢書》在體例上對《史記》的模仿與創新
通行本《漢書》是唐代顏師古的注本，共一百卷，但因為有些卷又分為幾卷，所以總計一百二十卷，即《本紀》十三卷、《表》十卷、《誌》十八卷、《傳》七十九卷。
《漢書》的體例是模仿《史記》而又有所發展的。《史記》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漢書》則有帝紀、表、誌、傳。如果說《漢書》把《史記》的“書”改稱為“誌”，還隻是名稱更換的話，那麼班固未像司馬遷那樣設立“世家”，而是將所有功勳世家一律列入人物“傳”之中，則不能不說反映出東漢人的世卿世祿觀念，較西漢人已經大為淡薄了。
《漢書》的創新很多，比如新設的《刑法誌》不僅記述了漢代刑法，還概括了漢以前的刑法源流。他的這一筆法雖然遭到過後代史學評論家的非議，但是從今天的史學概念來看，這種追根溯源的敘事方法不妨說更具合理性。《漢書》將《史記》的《貨殖列傳》和《平準書》合二為一，創立了《食貨誌》，將人口數量、耕地麵積、糧食產量等重要的國家經濟數據按照“食”與“貨”即今日我們說的農業與工商業分類的做法，為後來曆代史家所認同並予以繼承。班固還根據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圖書分類法，創立《藝文誌》並由此開辟了後代史書設立《藝文誌》或《經籍誌》的先聲。此《誌》的創造，無疑是中國所以能夠一直保持世界圖書之最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地理誌》的創立也是使後代史書紛紛效法，並設立《地理誌》、《郡縣誌》、《州郡誌》、《地形誌》的樣板。
就《傳》而言，《漢書》新設了《史記》所沒有的《宗室傳》、《皇後傳》、《外戚傳》；在《表》中增設了《古今人表》。《王莽傳》的篇幅很長，是史書中記載新朝的唯一史料，其價值不可低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漢書》中增補了許多民族史和中亞、南亞史的內容。這反映出漢武帝之後中國人越來越具有國際化的眼光了。
《漢書》多載西漢皇帝詔文，為後世留下寶貴的第一手史料，極有助於學者的研究。比如漢武帝對賢良的“下詔策問”的內容，如果沒有《漢書·董仲舒傳》的記載，我們將很難如此詳細地了解漢武帝下詔求賢的具體情節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