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社會裏自然產生庶民的通俗文學，就是戲曲、說唱和白話小說，但其成熟的作品要到元代以後才有，宋代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還是傳統的詩文，加上很有特色的詞。詞本來也是通俗文學，在宋人手上卻被“雅化”，成為與詩文並駕齊驅的文學樣式，所以後世經常把文學稱為“詩古文詞之學”，宋代的文學已經形成了這個格局。其作者有一部分受過教育的庶民，但主要是科舉出身的士大夫。所以，把北宋社會徑稱為“庶民社會”，可能還是有點問題的，但無論如何，領導階層即“士大夫”的性質確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本來是由血統決定的貴族士大夫，現在是由考試決定的科舉士大夫。因為科舉士大夫是政治的中堅，也是文學創作的中堅，所以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就極其密切。這樣的文學與真正的“庶民文學”仍有不小的距離，但其與貴族的文學不同，則毋庸置疑。為了說明的方便，我把北宋九帝分成三個時期：太祖、太宗、真宗為第一段（960—1022），仁、英、神、哲四朝為第二段（1023—1100），徽、欽二宗為第三段（1101—1126），稱為前期、中期和後期。以下分別探討三個時期裏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一、北宋前期
剛才說過，宋太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為了結束唐末五代軍閥割據的局麵，而建立了君主獨裁的政治體製。這在當時，真可謂“應天順人”之舉。自從“安史之亂”以後的中唐以來，有識之士就抱有這樣的政治理想。韓愈在《原道》裏講的：“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就是君主獨裁的理想藍圖。我們知道，韓愈領導了中唐以來的儒學複古運動和“古文運動”，儒學複古運動開啟了宋代的“新儒學”，“古文運動”也被北宋人繼承，而他的政治理想，實際上也由宋太祖付諸實施了。不過，宋太祖讀書不多，他不知道自己的政治手段跟韓愈有什麼關係。宋太宗提倡文治，鼓勵儒學，但他腦子裏也不會有“新儒學”的概念，他不知道韓愈以來的儒學跟從前的儒學有什麼不同。他曾經下命令，把《禮記》的《儒行》篇單獨印出來，發給新的進士和在京的官員，要他們照《儒行》篇說的去做。這《儒行》篇主要講儒者的道德人格、行為規範，沒有深入探討人的本性問題，可以說是傳統的儒學。後來宋仁宗發給大家去讀的就不一樣，那是《禮記》的《中庸》和《大學》兩篇，這兩篇才是“新儒學”的根據。所以，一直到宋仁宗的時候，皇帝才明白當前的儒學有什麼特點，那是後一個時期的事了。在太祖、太宗的時代，雖然他們的政治手段基本上與儒學複古運動對政治的要求相合拍，但並沒有按照儒學複古運動的學說來建設新文化的意思。也因此，太祖、太宗對文學並沒有特別的看法，隻是繼承唐代的辦法，用詩賦考試錄取進士，或者提供經費，招集讀書人大規模地編書而已，以為這就是“文治”了。其實是把文學看作太平社會的一種點綴的。但從士大夫的方麵來說，新的君主獨裁政治給他們發展“新儒學”和“古文運動”提供了條件，使他們覺得有希望按照儒學學說來建設當前的政治和文化。被我們稱為“宋初古文運動”代表的那些作家，柳開、王禹偁等，就是這樣一批誌士。他們明確要求把韓愈的主張付諸實踐，政治上要“複古”，文章要寫古文，其內容要明“道”，士人的行為要正直，要依照“道”來立身處事，不肯苟且。由於他們的做法還不被朝廷所理解，因此都不太得誌。
庶民社會裏自然產生庶民的通俗文學，就是戲曲、說唱和白話小說，但其成熟的作品要到元代以後才有，宋代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還是傳統的詩文，加上很有特色的詞。詞本來也是通俗文學，在宋人手上卻被“雅化”，成為與詩文並駕齊驅的文學樣式，所以後世經常把文學稱為“詩古文詞之學”，宋代的文學已經形成了這個格局。其作者有一部分受過教育的庶民，但主要是科舉出身的士大夫。所以，把北宋社會徑稱為“庶民社會”，可能還是有點問題的，但無論如何，領導階層即“士大夫”的性質確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本來是由血統決定的貴族士大夫，現在是由考試決定的科舉士大夫。因為科舉士大夫是政治的中堅，也是文學創作的中堅，所以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就極其密切。這樣的文學與真正的“庶民文學”仍有不小的距離，但其與貴族的文學不同，則毋庸置疑。為了說明的方便，我把北宋九帝分成三個時期：太祖、太宗、真宗為第一段（960—1022），仁、英、神、哲四朝為第二段（1023—1100），徽、欽二宗為第三段（1101—1126），稱為前期、中期和後期。以下分別探討三個時期裏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一、北宋前期
剛才說過，宋太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為了結束唐末五代軍閥割據的局麵，而建立了君主獨裁的政治體製。這在當時，真可謂“應天順人”之舉。自從“安史之亂”以後的中唐以來，有識之士就抱有這樣的政治理想。韓愈在《原道》裏講的：“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就是君主獨裁的理想藍圖。我們知道，韓愈領導了中唐以來的儒學複古運動和“古文運動”，儒學複古運動開啟了宋代的“新儒學”，“古文運動”也被北宋人繼承，而他的政治理想，實際上也由宋太祖付諸實施了。不過，宋太祖讀書不多，他不知道自己的政治手段跟韓愈有什麼關係。宋太宗提倡文治，鼓勵儒學，但他腦子裏也不會有“新儒學”的概念，他不知道韓愈以來的儒學跟從前的儒學有什麼不同。他曾經下命令，把《禮記》的《儒行》篇單獨印出來，發給新的進士和在京的官員，要他們照《儒行》篇說的去做。這《儒行》篇主要講儒者的道德人格、行為規範，沒有深入探討人的本性問題，可以說是傳統的儒學。後來宋仁宗發給大家去讀的就不一樣，那是《禮記》的《中庸》和《大學》兩篇，這兩篇才是“新儒學”的根據。所以，一直到宋仁宗的時候，皇帝才明白當前的儒學有什麼特點，那是後一個時期的事了。在太祖、太宗的時代，雖然他們的政治手段基本上與儒學複古運動對政治的要求相合拍，但並沒有按照儒學複古運動的學說來建設新文化的意思。也因此，太祖、太宗對文學並沒有特別的看法，隻是繼承唐代的辦法，用詩賦考試錄取進士，或者提供經費，招集讀書人大規模地編書而已，以為這就是“文治”了。其實是把文學看作太平社會的一種點綴的。但從士大夫的方麵來說，新的君主獨裁政治給他們發展“新儒學”和“古文運動”提供了條件，使他們覺得有希望按照儒學學說來建設當前的政治和文化。被我們稱為“宋初古文運動”代表的那些作家，柳開、王禹偁等，就是這樣一批誌士。他們明確要求把韓愈的主張付諸實踐，政治上要“複古”，文章要寫古文，其內容要明“道”，士人的行為要正直，要依照“道”來立身處事，不肯苟且。由於他們的做法還不被朝廷所理解，因此都不太得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