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二個問題，孔子是否將其思想隱含在《春秋》的言外、文內。筆者以為，這完全有可能。講究含蓄是中國人很突出的一個民族性格，此性格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就已經形成，《詩經》有許多以含蓄著稱的詩篇，便是明證。再者，孔子本人就是一個善於以含蓄方式表達情感、思想的人，《論語》中就有不少這方麵的事例。如孔子說“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這是以含蓄的方式表達孔子對節操高尚者的讚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這是以含蓄的方式表達孔子對季氏祭泰山的不滿；“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這也是以含蓄的方式表達孔子想施展自己抱負的願望，等等。根據這些，筆者以為孔子在給他的弟子講授《春秋》時，極有可能以或明白或含蓄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與思想。盡管現在已經無法尋得孔子以含蓄方式說《春秋》的具體例子（不包括《公羊傳》所挖掘出的《春秋》微言大義的例子），盡管這個結論僅是推斷性的，但筆者相信，這個推斷是可以成立的，隻是當年孔子的這種含蓄的表達，不可能像公羊先師所挖掘的那樣，幾乎遍及《春秋》的每一句話。
關於第三個問題，公羊先師所挖掘出的《春秋》的微言大義，是否就是孔子的思想。這個問題是我國古代經學界爭論最多的一個問題，由於筆者在第二個問題中的結論僅是推斷性的，並且迄今為止，我們尚未尋得孔子說《春秋》的具體事例，故而這第三個問題的探索變得很複雜，但複雜不等於說就沒有探索的可能。筆者以為，《公羊傳》所挖掘出的《春秋》的仁政、反侵略、君君臣臣、人倫關係、君臣修養、改革等方麵的思想，很有可能是孔子在講授《春秋》時所聯係到的、所闡述到的。因為這些思想也是《論語》中的孔子思想，是孔子與他的弟子們經常談論的話題，既如此，那麼孔子在給弟子們說《春秋》時，就極有可能有意無意地借助《春秋》史實及隻言片語重述這些思想，這是很正常的。不過公羊學思想中最耀眼的部分卻不是上述所提到的仁政等思想，而是“大一統”、“三世說”的理論。這兩種理論與孔子說《春秋》的關係如何？筆者以為“大一統”理論有可能在孔子說《春秋》時提到過。首先，孔子曾有過“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從”的言論，所謂禮樂征伐由周王發出的有道之天下，自然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禮樂征伐由各諸侯國君自行發出的無道之天下，自然是一個各諸侯割據的分裂的國家。孔子顯然是主張國家統一的，盡管迄今為止，我們從現有文獻中還未發現孔子使用“大一統”一詞的例子，但這不等於說孔子就沒有“大一統”的意識。其次，《春秋》的“春王正月”的“王”，自然是“周王”，將這四個字譯成現代的白話文就是“此月為周王所頒布的周曆的春天正月”，而這就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種表現，也可以說是“大一統”的表現。對政治極為敏感、對“天下有道”極其盼望的孔子，很有可能將“春王正月”與“大一統”，或者與“天下有道”聯係起來，於是在《公羊傳》中便出現由“春王正月”而生發出的“大一統”的理論。盡管這也是筆者的推測，但筆者依然認為此推測有成立的可能。“三世說”是否與孔子說《春秋》也有某種聯係？筆者以為，可能沒什麼聯係。孔子雖然有過主張改革損益的言論，但卻不曾說過有關“社會進化發展”的話，而且“三世說”也不是《公羊傳》的思想，而是何休借《公羊傳》中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生發出來的。如此說來，“三世說”與《春秋》之間，也許真的是“風馬牛不相及”。那麼，我們應當如何看待“三世說”？筆者以為，我們應當為一千八百多年前“三世說”的誕生而熱情歡呼；為我們的先人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能有“曆史進化發展的意識”而驕傲，盡管此理論在剛產生之初還不是那麼完善；同時，我們還應當為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而自豪。古人對儒家經書的研究有“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兩種方式。“我注六經”是以客觀、科學的方法注釋六經，而“六經注我”則是借注釋、挖掘六經的“義”，來表達作者自己的“意”，公羊先師的說《春秋》即屬於“六經注我”。對於“六經注我”的學者來說，“注釋、挖掘”僅是一種手段、方式，而目的，或者說關鍵在於“表達己意”。所以，對於這類“六經注我”的著作，我們的關注點應當放在該著作所表達出的、注釋者的“意”是否有價值，而不是此“意”與“經義”之間是否有聯係。如果此“意”與“經義”雖有聯係，但此“意”卻是落後的、庸俗的，那麼此“意”照樣沒價值，自然也就沒必要去發揚光大，如《公羊傳》所挖掘出的、為魯國避諱遮醜的“意”，又如董仲舒、何休所挖掘出的讖緯迷信的“意”；相反，如果此“意”與“經義”雖無聯係，但此“意”卻是先進的、符合人民意願的，那麼此“意”當然就是有價值的，當然要加以肯定，要加以發揚光大，而無須去計較此“意”與“經義”是否有聯係，如公羊先師所挖掘出的“三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