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思想內容
（一）義利之辨
曆史學家趙靖指出，先秦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認可求利是人類之本性。《管子侈靡篇》更明確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張，即富人大量消費以造就貧民、工匠、女工的就業機會，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子討論的重點是討論“義利”之關係，屬於倫理學層麵的闡述。《史記管晏列傳》亦有相類的記述：“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其實，《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義利觀方麵比起儒家更有彈性，它不像儒家般視道德價值淩駕於生命之上，動輒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或“餓死於首陽山”，而是試圖把傾向價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類近於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邏輯謬誤，有意建構成兩者並重的思考係統。
許多人以為管仲既是現實主義者，故此書多是宣揚唯利是圖的思想。事實上，《管子》絕非隻講利益，而是認為道德要在滿足基本需要後進一步實現出來。當代哲學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義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物理層、生物邏輯層、生活文化層和價值層。人類需要拾級而上，充實基本需要後升華至道德理想的層次，人生才活得有意義。《管子牧民篇》也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是為“義利觀”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實質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張先現實後理想。如此不但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滿足生活文化層後，必須發展道德倫理一層，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觀，有別於儒家講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實，這種思想正是現代人的明燈，人們既渴望生活安穩，又想為社會出一份力，他們既不喜空談理想，認為過高的目標猶如空中樓閣，但又希望在道德實踐上有一番作為，衣食足而知榮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標。順帶一提，法國大革命時西方哲學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至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說法，世稱“孟德斯鳩命題”，認為當經濟發展起來，擺脫野蠻階段，人們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滿足。
一言以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說法是對人性體察極深的洞見。在道德淪喪，幾乎無所不假的社會裏，在路見不平拔足而走的當代社會，較容易引起向來不關注道德的人們的反思，提升現代人的德性。
（二）經濟思想
《管子》一書所提出的治國思想最為可觀，曆代學人多有引用，尤其體現在經濟方麵。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兩大路徑，一是自由放任主義，以黃老思想為代表，司馬遷的“善者因之”是為佼佼者；二是幹預主義，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濫觴。趙靖指出，《管子》主張國家對經濟行為進行幹涉，此方麵可見於《管子》之四民不得雜處說。士農工商的階層說在中國曆史上有極大的影響，日本德川幕府亦以為國策，其實《管子》是這方麵的首倡者。對此，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士何事”條對此亦有所分析，其謂：
一、主要思想內容
（一）義利之辨
曆史學家趙靖指出，先秦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認可求利是人類之本性。《管子侈靡篇》更明確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張，即富人大量消費以造就貧民、工匠、女工的就業機會，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子討論的重點是討論“義利”之關係，屬於倫理學層麵的闡述。《史記管晏列傳》亦有相類的記述：“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其實，《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義利觀方麵比起儒家更有彈性，它不像儒家般視道德價值淩駕於生命之上，動輒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或“餓死於首陽山”，而是試圖把傾向價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類近於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邏輯謬誤，有意建構成兩者並重的思考係統。
許多人以為管仲既是現實主義者，故此書多是宣揚唯利是圖的思想。事實上，《管子》絕非隻講利益，而是認為道德要在滿足基本需要後進一步實現出來。當代哲學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義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物理層、生物邏輯層、生活文化層和價值層。人類需要拾級而上，充實基本需要後升華至道德理想的層次，人生才活得有意義。《管子牧民篇》也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是為“義利觀”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實質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張先現實後理想。如此不但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滿足生活文化層後，必須發展道德倫理一層，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觀，有別於儒家講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實，這種思想正是現代人的明燈，人們既渴望生活安穩，又想為社會出一份力，他們既不喜空談理想，認為過高的目標猶如空中樓閣，但又希望在道德實踐上有一番作為，衣食足而知榮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標。順帶一提，法國大革命時西方哲學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至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說法，世稱“孟德斯鳩命題”，認為當經濟發展起來，擺脫野蠻階段，人們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滿足。
一言以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說法是對人性體察極深的洞見。在道德淪喪，幾乎無所不假的社會裏，在路見不平拔足而走的當代社會，較容易引起向來不關注道德的人們的反思，提升現代人的德性。
（二）經濟思想
《管子》一書所提出的治國思想最為可觀，曆代學人多有引用，尤其體現在經濟方麵。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兩大路徑，一是自由放任主義，以黃老思想為代表，司馬遷的“善者因之”是為佼佼者；二是幹預主義，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濫觴。趙靖指出，《管子》主張國家對經濟行為進行幹涉，此方麵可見於《管子》之四民不得雜處說。士農工商的階層說在中國曆史上有極大的影響，日本德川幕府亦以為國策，其實《管子》是這方麵的首倡者。對此，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士何事”條對此亦有所分析，其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