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一部分新左派學者對於工人政治也持悲觀論調。安德魯·高茲（Andre Gorz）提出要“告別工人階級”，認為已經不存在所謂工人的力量了，而隻有“功能性”的工人；工人階級的“勞動文化”和“勞動的人道主義”也將隨之消逝（Gorz， 1982）。新左派的旗手恩斯特·拉克勞（Ero Laclau）與查特爾·墨菲（tal Mouffe）夫婦不無哀怨地宣布：“工人階級”這一共有的標簽成了問題，“盡管發達資本主義之中的工資形式已經普遍化了，工業無產階級在數量和重要性上卻已經下降了。”（拉克勞、墨菲，2003：90）
這些觀點，都建立在對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加以解讀，重新反思傳統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路的基礎之上。概括起來，主要形成了三條逐步遞進的理論公式：第一，由於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造成了勞動階級成分的變化，“用身體來換工資”的藍領工人不再是一支主要的勞動力量；第二，由於工人工資結構的變化，中產階級的崛起，腦力勞動者取代了體力勞動者，管理和智力報酬取代了體力報酬，建立在體力工人勞動基礎上的“工人階級”概念失效了；第三，由於藍領工人本身的邊緣化，他們的鬥爭不再具有整體性意義。
然而，這些理論發現了事實，卻難免有提錯問題之嫌。傳統產業工人的轉型並不意味著工人政治的消亡，因為勞工結構的變化並未從根本上克服勞資衝突，相反，白領勞工階層的崛起，使工資計算製度更趨於複雜化，相應地，勞資衝突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其次，即便發達國家勞工階層的階級意識確乎存在一個趨於瓦解的走向，也不意味著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分析就喪失了意義，因為社會不平等的事實依舊存在，而階級不平等仍然是社會不平等的最集中體現，社會不平等結構的“階級化”仍然是社會政策要極力避免的惡果。尤為重要的是，發達國家社會結構的變化並不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勞資衝突的緩解。相反，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綏靖的同時，製造業的全球轉移反而激起了第三世界勞工政治的大規模複興，這些國家工人階級與跨國資本力量之間的衝突顯得更加複雜化和白熱化。
從這個角度講，社會與政治理論的使命不是去宣告“階級消亡”，而是要調整階級的概念，改變階級分析的策略，使之與前沿的研究方法相契合。此乃一部分學者呼籲“讓階級回歸”之目的所在。斯科特·麥克努爾（Scott Mall）等人主編了一部研究工人階級的論文集，索性就將書名命名為《讓階級回歸》。這個書名很容易讓人想起另一部重要著作《讓國家回歸》。後者體現了在“以社會為中心”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大行其道之際，由一批堅持“國家中心”取向的政治學者所發起的理論挑戰。“讓階級回歸”有同樣的抱負，作者們通過對歐美主要國家社會階級的比較研究，使階級問題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麥克努爾認為傳統的左派觀點對於工人階級的形成持有一種決定論觀點，這正是造成工人階級研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讓階級回歸”的理論原點就是“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形成具有或然性，是在特定國家的文化、曆史和社會語境中建構起來的。由此出發，采用比較曆史社會學的方法，把階級當作是“一種生動的、多麵向的過程”，階級分析可望重新煥發活力（Mall， Levine， Fantasia， 1991：12）。
即便一部分新左派學者對於工人政治也持悲觀論調。安德魯·高茲（Andre Gorz）提出要“告別工人階級”，認為已經不存在所謂工人的力量了，而隻有“功能性”的工人；工人階級的“勞動文化”和“勞動的人道主義”也將隨之消逝（Gorz， 1982）。新左派的旗手恩斯特·拉克勞（Ero Laclau）與查特爾·墨菲（tal Mouffe）夫婦不無哀怨地宣布：“工人階級”這一共有的標簽成了問題，“盡管發達資本主義之中的工資形式已經普遍化了，工業無產階級在數量和重要性上卻已經下降了。”（拉克勞、墨菲，2003：90）
這些觀點，都建立在對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加以解讀，重新反思傳統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路的基礎之上。概括起來，主要形成了三條逐步遞進的理論公式：第一，由於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造成了勞動階級成分的變化，“用身體來換工資”的藍領工人不再是一支主要的勞動力量；第二，由於工人工資結構的變化，中產階級的崛起，腦力勞動者取代了體力勞動者，管理和智力報酬取代了體力報酬，建立在體力工人勞動基礎上的“工人階級”概念失效了；第三，由於藍領工人本身的邊緣化，他們的鬥爭不再具有整體性意義。
然而，這些理論發現了事實，卻難免有提錯問題之嫌。傳統產業工人的轉型並不意味著工人政治的消亡，因為勞工結構的變化並未從根本上克服勞資衝突，相反，白領勞工階層的崛起，使工資計算製度更趨於複雜化，相應地，勞資衝突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其次，即便發達國家勞工階層的階級意識確乎存在一個趨於瓦解的走向，也不意味著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分析就喪失了意義，因為社會不平等的事實依舊存在，而階級不平等仍然是社會不平等的最集中體現，社會不平等結構的“階級化”仍然是社會政策要極力避免的惡果。尤為重要的是，發達國家社會結構的變化並不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勞資衝突的緩解。相反，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綏靖的同時，製造業的全球轉移反而激起了第三世界勞工政治的大規模複興，這些國家工人階級與跨國資本力量之間的衝突顯得更加複雜化和白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