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在長期進行農村調查的基礎上，通過當下農村觀照傳統中國，進而建構起傳統中國社會的“理想圖式”。這種傳統中國的“理想圖式”或韋伯講的“理想類型”，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邏輯起點，也是社會科學研究文本敘事的邏輯起點。本書建構的傳統中國的“理想圖式”，包括“小農中國”、“帝製中國”、“儒教中國”與“士人中國”四大版塊（講版塊僅是從敘述結構上講）的組合，四者（也即小農經濟、帝國政治、儒家文化、士紳社會）構成四位一體、互為強化的有機整體。傳統中國社會的轉型，也就是此四者構成的有機整體的整體大轉型。因此，“小農中國”、“帝製中國”、“儒教中國”與“士人中國”，就構成本書第一編“傳統中國”的前四章。
這樣，“傳統中國”的“理想圖式”有了，接下來就是中國傳統社會轉型的文本敘事。本書借鑒黃仁宇先生《中國大曆史》與許倬雲先生《曆史大脈絡》的宏觀敘事模式，以潑墨山水的手法，直接勾勒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大脈絡，而不受僵化的曆史分期及具體時間節點的束縛。本書認為中國社會政治轉型與重鑄的大脈絡有：“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從差序格局到平權格局”、“從為民做主到人民民主”、“從權力政治到政治文明”、“從官本到人本的文化建設”。它們就依次構成本書第二編“轉型與重鑄”的第六至第十章（當然，邏輯上在本編的起始章即第五章，先交代近代中國的“社會危機與整體轉型”問題）。
框架結構上的創意，構成本書最大的特色。當然，在本書的各個部分，筆者也嚐試了力圖展現政治學中國化的富有創意的努力。如在“帝製中國”一章，筆者就從“天下國家”、“政治早熟”、“打天下與治天下”、“以德治國”、“政治底色”五個層麵，來係統探討傳統中國政治的形態結構與治理機製。本書的另一特色是，試圖將傳統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位糅成一體，以便從中把中國的社會政治構造及其運作機製理出個道道來。然而，此絕非易事。
另外，中華民族及其社會政治成長有其獨特的生態環境，此問題不便列入本書的主體框架，故在本書的引言部分予以交代。
三、中華民族的生態環境分析
每一民族都有自己成長的生態環境，這一生態環境對其社會政治模式與發展道路的選擇有重大影響。而且，越往前追溯，生態環境的影響就越大。
關於人類與其生存環境的關係問題，很早就受到人們的關注。《周易》就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易·係辭上》。）之類的全麵審視生存環境的主張。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認為，地理環境提供了曆史與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場景，曆史事實與它聯係在一起才具有意義。文藝複興時期法國著名學者博丹認為，“某個民族的心理特點決定於這個民族賴以發展的自然條件的總和”（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孟德斯鳩甚至認為，國家製度和文化類型也取決於地理環境，尤其是氣候。“熱帶民族的怯怠常常使這些民族成為奴隸，而寒冷氣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們能夠維護自己的自由。”他指出：“墨西哥和秘魯的專製國家都是接近赤道的；差不多所有自由的小民族在過去和現在都是接近兩極的。”（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73頁。）李大釗先生則從地理緯度角度，提出了所謂的“南道文明”與“北道文明”。“南道文明者，東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鬥、與同類奮鬥之文明。”（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言治》季刊第三冊。）很明顯，這些論斷都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嫌疑。固然我們不能苟同地理環境決定論，但無可否認，地理環境尤其是對一個國家的初始製度選擇有重大影響。黃仁宇先生明確指出：前後貫通看來，中國曆史發展當中有無可避免的地緣政治因素在，它的影響超過所有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為的總和。綜合起來可以歸並於亞洲大陸整體性所賦予曆史的影響（黃仁宇：《中國大曆史》，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