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並不希望我的解讀是對過去了的哲學概念的外在鋪排或簡單再現，也不希望我的解讀是一種無視哲學史邏輯的隨意發揮。我始終認為，在研究哲學史時給想象力以一定的限製就像研究其他領域的曆史一樣重要和必要。先搞清對象“是什麼”，再問對象“為什麼”以及對象對現在的我們和將來的我們“意味著什麼”，應當成為我的哲學史研究努力實現的目標。至於本書是否實現了這些目標，隻有有興趣的讀者才能給出合適的判斷。
解構和重構常常成為人們對待哲學史的兩個極端策路。前者以解構主義為代表（德裏達不願意把他的工作稱為理論和方法，而是稱為策略），後者以建構主義為代表。而這兩種“主義”一直是我多年研究的對象。但研究和應用常常不能混為一談，就像研究宗教的人並不一定相信某種宗教一樣。我是采取解構策略，還是采取重構策路？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我傾向於走中間道路，但根據對象的不同而給它們賦予不同的重要性。
本書構思於1986年夏天，它的各個部分則寫於不同年份並且許多部分曾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呈現出來。本書隻是我的工作的第一部分。為了體例上的一致，我對發表過的少數文章的標題和部分內容作了更改。我要感謝刊登這些文章的雜誌是：
1《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哲學教育——評哲學教育的理念與危機》（《探索與爭鳴》2009 年第8期）
2《“文化”釋義的可能性》（《複旦學報》1999年第5期）
3《“進步”概念的哲學重審》（《複旦學報》2010年第1期）
4《“啟蒙”概念及其張力》（《學術月刊》2007年第10期）
5《“後現代”概念的哲學詮釋》（《複旦學報》2001年第3期）
6《隱喻詮釋學：修辭學與哲學的聯姻》（《哲學研究》2004年第9期）
7《道德自我、道德情境與道德判斷》（《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8《文本、間距化與解釋的可能性》（《學術界》2011年第11期）
9《記號、符號及其效力》（《複旦學報》2004年第3期）
10《對海德格爾和列維納斯的“死亡”概念的比較分析》（《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11《世俗化與科學的詮釋學因素》（《世界哲學》2008年第1期）
12《同名異釋：德裏達與列維納斯的互動》（《同濟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
13《論笛卡爾的自我概念》（《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第5期）
14《多重經驗中的身體》（《複旦學報》2012年第4期）
15《科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學術月刊》2009年第11期）
16《杜威教育哲學的當代意義》（《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
17《隱喻：翻譯與詮釋》（《現象學與人文科學》香港中文大學哲學係編，第二期）
最後，我要感謝複旦大學出版社對本書的接納以及陳軍先生的辛勞。此外，郝春鵬和周羽極為本書材料的彙編做了不少工作，在此我也要向他們表示謝意。
然而，我並不希望我的解讀是對過去了的哲學概念的外在鋪排或簡單再現，也不希望我的解讀是一種無視哲學史邏輯的隨意發揮。我始終認為，在研究哲學史時給想象力以一定的限製就像研究其他領域的曆史一樣重要和必要。先搞清對象“是什麼”，再問對象“為什麼”以及對象對現在的我們和將來的我們“意味著什麼”，應當成為我的哲學史研究努力實現的目標。至於本書是否實現了這些目標，隻有有興趣的讀者才能給出合適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