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論所言非虛。在傳統社會裏麵，家庭是個人最先接觸與經曆的重要場所，也是個人道德修養開始的地方。不僅如此，在儒家的眼中，家庭還是個人為政的起點。所以《禮記·大學》裏反複強調“平天下”的邏輯前提是充滿道德色彩的“修身”及家庭生活，是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於此，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無論是私領域的“齊家”還是公領域的“治國”和“平天下”，都離不開修身。再加上傳統社會裏麵家國同構的製度特點，讓這種處處充滿道德色彩的家庭生活延伸到了包括宗族、社會及國家在內的公共生活。因而，在傳統社會裏麵，無論是家庭生活還是國家政治都被人為地附加上了濃厚的道德色彩。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種家國同構的宗法製度是形成中國傳統文化重倫理、倡道德的重要原因。有了這種社會性的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厚德載物的理念為何能夠孕育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土壤裏了。
另外，厚德載物的理念正彰顯了儒家“內聖”與“外王”這兩個向度。具體而言，“厚德”所追求的是內在德性的積累以及由此所催生的自身生命境界的提升，是謂“內聖”；與此相應，“載物”所彰顯的則是一種極具利他精神的寬厚胸懷與擔當意識。於此，相得益彰的這兩點共同構築了儒家在人格塑造與理想政治實現的基本方法與路徑，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社會人們的道德修養和對理想政治的美好期待。
可以說，在中國曆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作為一種精神品格，厚德載物又往往與自強不息聯係在了一起，因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也不斷獲得豐富和發展，被賦予新的內容。這種精神品格啟示我們，要成為一個有理想追求、高尚的人，在氣節、操守、品德、治學等方麵都應該不屈不撓、戰勝自我、永遠向上，力爭在永不停歇的生命進程中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不僅如此，作為立於天地之間的君子，更應該在做人做事諸方麵順應天地之間的自然變化，以寬闊的胸懷接人待物、做事情，以積極地承擔起社會所賦予的曆史任務與曆史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精辟地概括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深刻認識與辯證的處理方法。中華民族曆經幾千年時間的考驗和興衰變化，卻一直能穩固地凝聚在一起，並保持著一個偉大民族的生機與活力，是同這種深刻認識分不開的。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曆史的演進，“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的重要構成部分。
此論所言非虛。在傳統社會裏麵，家庭是個人最先接觸與經曆的重要場所，也是個人道德修養開始的地方。不僅如此，在儒家的眼中，家庭還是個人為政的起點。所以《禮記·大學》裏反複強調“平天下”的邏輯前提是充滿道德色彩的“修身”及家庭生活，是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於此，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無論是私領域的“齊家”還是公領域的“治國”和“平天下”，都離不開修身。再加上傳統社會裏麵家國同構的製度特點，讓這種處處充滿道德色彩的家庭生活延伸到了包括宗族、社會及國家在內的公共生活。因而，在傳統社會裏麵，無論是家庭生活還是國家政治都被人為地附加上了濃厚的道德色彩。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種家國同構的宗法製度是形成中國傳統文化重倫理、倡道德的重要原因。有了這種社會性的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厚德載物的理念為何能夠孕育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土壤裏了。
另外，厚德載物的理念正彰顯了儒家“內聖”與“外王”這兩個向度。具體而言，“厚德”所追求的是內在德性的積累以及由此所催生的自身生命境界的提升，是謂“內聖”；與此相應，“載物”所彰顯的則是一種極具利他精神的寬厚胸懷與擔當意識。於此，相得益彰的這兩點共同構築了儒家在人格塑造與理想政治實現的基本方法與路徑，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社會人們的道德修養和對理想政治的美好期待。
可以說，在中國曆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作為一種精神品格，厚德載物又往往與自強不息聯係在了一起，因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也不斷獲得豐富和發展，被賦予新的內容。這種精神品格啟示我們，要成為一個有理想追求、高尚的人，在氣節、操守、品德、治學等方麵都應該不屈不撓、戰勝自我、永遠向上，力爭在永不停歇的生命進程中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不僅如此，作為立於天地之間的君子，更應該在做人做事諸方麵順應天地之間的自然變化，以寬闊的胸懷接人待物、做事情，以積極地承擔起社會所賦予的曆史任務與曆史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精辟地概括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深刻認識與辯證的處理方法。中華民族曆經幾千年時間的考驗和興衰變化，卻一直能穩固地凝聚在一起，並保持著一個偉大民族的生機與活力，是同這種深刻認識分不開的。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曆史的演進，“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的重要構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