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紀50—70年代：《創業史》的
在中國，文學批評者的身份是非常複雜的，有官員批評家，有學院派批評家，也有一些文學愛好者。他們共同詮釋、演繹，深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重塑了原作。不過，應當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在大多數情況下，文學批評並不是一種個性化或‘科學化’的作品解讀，也不是一種鑒賞活動，而是體現政治意圖的，對文學活動和主張進行‘裁決’的手段。它承擔了保證規範的確立和實施，打擊一切損害、削弱其權威地位的思想、創作和活動的職責。”①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文學批評成為“革命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同參與、規範著國家文化新秩序的建設。
《創業史》自1959年在《延河》第4期（當時的書名為《稻地風波》）公開發表以來，近60年來的榮辱毀譽讓人唏噓不已。這部小說在評論界獲得過極高的評價，也遭受過一無是處的莫名指責。《創業史》剛發表的一年多時間，報刊讚揚的評價文章有五十餘篇。人們的肯定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反映農村廣闊生活的深刻程度”，“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國廣大農民的曆史命運和生活道路的作品。”①馮牧：《初讀〈創業史〉》，《文藝報》1960年第1期。資深評論家馮牧第一個站出來力挺《創業史》，為這部作品的批評與接受定下了明朗的基調。因此，“廣闊”、“深刻”以及與之形影相隨的“史詩”自然而然成為闡釋這部紅色經典的關鍵詞。“《創業史》第一部描寫的是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相對平靜時期。土地改革的暴風雨過去了，合作化的高潮還沒有到來。”①何文軒：《論〈創業史〉的藝術方法——史詩效果的探求》，《延河》，1962年第2期。最先在《延河》上發表有關這部合作化小說意見的就是一般讀者。“《創業史》生活麵廣，主題思想深刻。”是“反映農業合作化壯麗的詩篇。……經過艱苦的鬥爭，新生力量在黨的領導下終於得了勝利。……表現了突出的黨性。”“使我們認識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麵貌。”①《〈創業史〉讀者意見綜述》，《延河》，1960年第1期。
除此之外，《創業史》獲得高度評價的另一依據是創造了一組達到“相當藝術水平”的人物，特別是梁生寶這一“新人”的“光輝形象”。馮牧認為：“在《創業史》眾多的正麵人物中，寫得特別出類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寶的形象”，“在梁生寶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嶄新的性格，一種完全建立在新的社會製度和生活土壤上麵的共產主義性格正在生長和發展。”①馮牧：《初讀〈創業史〉》，《文藝報》1960年第1期。這種批評觀點也反映到當時權威文學史的論述：“《創業史》深刻地描寫了農村合作化過程中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農村各個階層人物的不同風貌，揭示了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客觀規律，塑造了一個高大豐滿的梁生寶的形象。”①華中師範學院中國語言文學係：《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科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653頁。
不過，讓我覺得奇怪的是，這些如潮的評論出自《文藝報》的卻很少。除1960年刊發了三篇有關《創業史》的文章後，《文藝報》幾乎一直保持沉默。沒有表現出像對《紅旗譜》《在和平的日子裏》那樣給予極大的熱情和關注，如召開作品研討會、多次發表評論小輯等。倒是在1962年發表一篇讀者來信指出《創業史》的兩處硬傷：“作品的主人公梁生寶的年齡前後不一致”；“預備黨員”代替“候補黨員”稱呼的曆史時間不對。①張化南：《讀〈創業史〉時想到的兩個小問題》，《文藝報》1962年第1期。這給人一些想象的空間，可惜手頭沒有確切的佐證材料。
然而，我們總能找到一些文學史上的罅隙。1960年，邵荃麟在一次編輯部會議上說：“《創業史》中梁三老漢比梁生寶寫得好，概括了中國幾千年來個體農民的精神負擔。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漢這個人物，因此，對這部作品分析不夠深”。“我覺得梁生寶不是最成功的，作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漢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①《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第8、9期合刊。而這一洞若觀火的言論史實被喻為文壇晴雨表、風向標的《文藝報》披露出來的時間是1964年。在此之前，嚴家炎認為《創業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梁三老漢形象的塑造上”。①嚴家炎：《〈創業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3期。顯然，這與當時評論界從梁生寶這一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上來肯定《創業史》成就完全不同。嚴的觀點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柳青本人在內的極力反對，從而掀起了一股關於《創業史》討論的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