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20世紀50年代以來：
影響在“荷派”作家內外
《荷花澱》1945年發表後，在文學藝術界影響很大。有許多作家都努力探索其寫作技巧，並在藝術實踐中體現其風格，到建國初期便形成了一個文學流派。這個流派被評論界稱為“荷花澱派”，顯然是因《荷花澱》而得名。其代表作家有劉紹棠、從維熙、韓映山、房樹民等。他們以孫犁為代表，處於大致相同的地域，有著相近的地方色彩和比較相似的生活經驗、思想傾向、藝術趣味，因而在作品中表現了大致相同的主題，使用了大致相同的表現手法，選擇的題材和作品中顯示出來的語言風格也大體相近，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很相似，正是由於這些特點，人們才把他們看成同一流派。“荷花澱派”的作品，受孫犁《荷花澱》等小說的影響，一般都既堅持現實主義追求又充滿浪漫主義氣息和樂觀精神，情節生動，語言清新，樸素，富有節奏感，心理刻畫細膩，富有詩情畫意，有“詩體小說”之稱。但學術界對“荷花澱派”的有無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馮健男等人認為存在這樣一個流派，郭誌剛等人認為不存在這樣一個流派。有趣的是，孫犁本人也否認“荷花澱派”的存在。原因是“荷花澱派”的其他作家建國初期都很年輕，他們剛開始在孫犁主編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發表作品時，並未與孫犁見過麵，所以孫犁認為不能“貪天之功”。“在《文藝周刊》這塊園地上，對於許多青年作者來說，雖然孫犁盡到了一個園丁或師長的責任，可是，除了他在課堂上教過的學生，他固執地不同意別人稱他為老師。”①郭誌剛、章無忌：《孫犁傳》第264—265頁，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這說明孫犁為人是很謹慎很謙虛的。可話又說回來，這些青年人在認識孫犁之前都讀過孫犁的《荷花澱》等作品，而且有意識地向孫犁學習，模仿《荷花澱》的風格，而且他們的創作風格都很接近，從這些實際情況看來，“荷花澱派”又並非空穴來風，隻不過他們的創作形成相近風格的時間不是太長，反右鬥爭的擴大化又很快剝奪了劉紹棠、從維熙等人的創作權，孫犁本人又長期生病，使這個流派羽翼未及豐滿便遭重大挫折。不過，“文革”後他們重登文壇，取得了各自的成就，發揚光大了“荷花澱派”的藝術傳統，延續了該流派的生命。但此時他們的成就已超出了《荷花澱》等作品的影響，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孫犁說，“文人宜散不宜聚”，鼓勵作家各人自創一格。從八九十年代“荷花澱派”的創作實績來看，這個流派仍然是存在的，盡管他們有各自的發展變化，但一直又是以孫犁為楷模的，這已經為大多數學者所承認。
下麵我想從該派作家關於孫犁對他們的影響的言論和他們與孫犁作品的對比分析中進行考察。
1951年，15歲的中學生劉紹棠急需學費，抱著試一試的想法給在《天津日報·文藝周刊》工作的孫犁寄去一篇題為《完秋》的短篇小說，快要開學時，心裏七上八下的。9月16日，小說終於發表了，而且收到26萬（新幣26元）稿費。一個月後，孫犁又發了劉紹棠第二篇小說《暑伏》。從此，《天津日報·文藝周刊》就成了劉紹棠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劉紹棠青少年時代的三篇代表作，有兩篇就是在這個園地上發表的，那就是著名的《擺渡口》和《大青騾子》。其中《大青騾子》還曾入選中學語文教科書（另一篇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青枝綠葉》也曾入選中學語文課本）。在孫犁的支持下，從維熙、韓映山、房樹民等新人，也逐漸在《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發表作品，終於形成氣候，幾位藝術趣味和風格相近、才氣很高的作家，後來就成為“荷花澱派”的主要代表。
1952年，韓映山受劉紹棠的啟發，寫了幾篇小說，大膽投寄給孫犁，很快《鴨子》《苑葦和小芝》等刊出。之後，孫犁在保定作報告，還問一中的韓映山來了嗎？見到韓映山，還說：“你寫那篇《鴨子》，有個細節，說是中秋昏過去了。我把它改了，我覺得值不得昏過去。還有你寫村邊那條河，向西流，怎麼倒流？把我鬧糊塗了。後來我考慮，可能是實際情況，於是就沒改。還有另一篇《學習》題目不明確，我改成了《苑葦和小芝》。”韓映山就是這樣走上文壇的。韓映山一生始終如一地學習孫犁的風格，更多地繼承了“荷花澱風格”，被稱為“荷花澱派真正的傳人”，是“以委婉、細膩的抒情筆調”繼孫犁之後在白洋澱尋找詩情畫意”①《文藝報》1980年第4期。的作家。1953年初春，《文藝周刊》發表了從維熙的短篇小說《紅林和他爺爺》，但第二個短篇，孫犁就建議他修改。從維熙在北京師範學校讀書時，“如饑似渴地讀解放區作家的大批作品。孫犁的《風雲初記》、《荷花澱》，使我如癡如醉……在青年時代，我喜歡充滿詩意的作品……對我影響最大的，仍然是孫犁和屠格列夫作品的巨大藝術魅力。”“我從孫犁同誌作品濃鬱的鄉土氣息中，找到了藝術上的自我，因而孫犁同誌成為我從事文學創作事業的啟蒙老師。”①從維熙：《文學的夢——答彥火》，《花城》1983年第2期。從維熙後來還說：“……我的啟蒙師長孫犁同誌，似乎也在一篇書簡中，把文學比作一座高山，他在這座峰巒麵前‘高山仰止’。”回歸文壇之後，我常常告誡自己：少一點嘩眾取寵，多一點甘居寂寞；少一點遊山玩水，多一點苦鬥精神。文場不是賭場，文苑不是商品交易會，應當是幹淨而寧靜的，這是我國古代文人留下的良好遺風。這種遺風，不應當在我們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中間斷線失傳。”①從維熙：《不待揚鞭自奮蹄》1983年5月5日《天津日報》。1950年代初期，這幾位年輕作家，常聚集於河北省文聯大院，“對孫犁的作品極為喜愛和推崇。閱讀、討論孫犁作品和文論的空氣極為濃厚。在孫犁同誌的培養、扶持下，後來這批青年寫出了不少具有《荷花澱》風格的作品。這些作品往往透過家務事、兒女情之類的日常生活，反映白洋澱、冀中平原、晉西山區以及運河兩岸的農民的曆史命運和革命鬥爭，顯示時代風雲和人民群眾前進的腳步聲。”①鄭恩波：《劉紹棠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頁。劉紹棠後來非常動情地回憶道：“我在河北省文聯，最大的收獲就是深深地熱愛上了孫犁同誌的作品，並且受到了孫犁同誌作品的熏陶……孫犁同誌的作品喚醒了我對生活強烈的美感，打開了我的美學的眼界，提高了我的審美觀點，覺得文學裏的美很重要。孫犁同誌的作品就是美；文字美，人物美，讀孫犁同誌的作品，給人以高度美的享受。我從孫犁同誌的作品中吸取了豐富的文學營養。”①鄭恩波：《劉紹棠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