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經驗自然科學的研究為什麼在這些時期從來沒有造就一種獨特的智力角色，以使它能在影響和尊嚴方麵可與道德家、形而上學家、法學家以及神學家的角色有同等的地位。
3．使17世紀的歐洲科學家的角色與其他智力角色分離的條件，以及使19世紀和20世紀科學專業化的條件。
4．科學工作組織的主要發展階段，如17和18世紀的科學學會，19和20世紀的大學，以及從19世紀最後幾十年開始出現的研究所和工業研究實驗室。
本書采用曆史的和比較的方式討論主題，重點是解釋變革和轉折時期，而不解釋在消極的穩定狀態下從事科學工作的方式。因此，作者並沒有分別討論科學共同體的非正式結構，科學交流和評價的機製，大學的社會學，科學實驗室的社會學，以及科學隊伍的社會學等等問題，隻是把它們放在曆史的前後關係中，視為變革的條件或結果。與科學角色和科學組織的興衰聯係在一起的框架是體製的宏觀社會學的：即是指社會的演變和不同社會的教育、政治、宗教和經濟的體係。
接著，作者討論了在各種類型的人類社會中，阻礙科學成為社會上有價值的活動的條件，也考察了在那個社會中使得科學的出現成為可能的條件。其中使用的主要社會學概念是“角色”。這是行為、感情和動機的型式，人們接受它作為有它自己的特有功能的一個社會互動的單位，而且被認為在特定的情景中是恰如其分的。這個概念暗示了人們了解在某個角色的行動者的目的，並且能夠作出反應和評價它。
談到角色的重要性，作者認為，某些社會活動的長期持久性與行動者中的變化無關，而是取決於進行這種行動的角色的出現，以及取決於對某些社會集團擔任的這些角色有寬容的和積極肯定的評價。在缺乏公眾承認的這類角色時，很少有機會傳播和擴散知識、技能和從事某種特殊活動的動機，也很少有機會把所有這些具體化為一種獨特的傳統。
作者說，一種新的社會角色的出現要產生在一個更綜合的社會環境中，它的真正出現暗示了社會價值觀的一種改變。在科學的角色中，價值觀的改變意味著社會接受用邏輯和實驗手段對真理的探索，把它作為值得做的智力上的追求。這就更改了哲學和宗教的權威，抬高了技術知識的尊嚴，創造出了在一般意義上關注知識分子自由的概念和規範，並且最終對實踐的所有傳統的社會安排都有深遠的影響。因此，科學角色的出現被聯係到製約著文化活動的規範型式中的變革，也被聯係到其他各類的社會活動。這種體製上的變革像科學角色的出現一樣，首先發生在英國。作者認為，科學家角色的出現為科學組織和科學共同體的發展提供了舞台。科學組織從17世紀和18世紀的學會演變成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大學和研究院，科學共同體從知識分子的小組和網絡變成了專業科學家的大而強有力的共同體。因此，作者說，科學活動在時空中的變化水平和形式要通過一種自然選擇的方式來發展。盡管近來在國家科學政策的係統闡述方麵有些嚐試，但是直到今天，作者說，實際的發展還是那些直接關注科學的人的不連貫的創新以及所采納的戰略方法的結果，這些人包括科學家，作為科學家之合作者或競爭者的對科學感興趣的其他知識分子，以及那些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或者假定的公眾或私人的利益給科學研究提供資金的人。這些群體主要有科學的和（或）更一般的智力方麵的目的。然而，他們在能對科學做什麼這一方麵，受到了他們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宗教和其他製約因素的限製。這些製約因素決定了社會的結構，例如科學角色的定義，以及這些群體要實現自己的科學目的所建立的科學組織的種類。關於科學的移植問題，作者認為，雖然科學的角色從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但它們都沒失去與它們的發源地的接觸。通過一個由知識分子組成的網絡可學習和交流科學，這些知識分子起到了角色模式的作用，那些把科學帶到遠方去的知識分子又複製這種模式。因此與發源地的聯係沒有中斷。科學移植到邊遠地區，形成科學中心的一個連續的外圍。移植的進一步發展不僅取決於它們最接近的環境，而且也取決於一個國際共同體的新環境，這種共同體是擴散作用的結果。在每一個時期，在暫時是中心的國家（或幾個國家）中的科學工作的社會學與其他地方的科學社會學之間有一些差別。在17世紀後半期英國是中心，18世紀法國是中心，19世紀德國是中心，現在美國是中心。這些中心是建立在前麵中心的發展型式的基礎之上。但是，其他地方發生的大多數事情不過是對中心的響應、模仿、反抗或競爭。由於全世界的科學共同體的統一性，邊遠國家中的共同體成員們在思考他們自己的工作條件時，把科學中心的狀況作為他們的參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