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主張用“兼相愛，交相利”來處理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要“視人之國若視其（己）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己）家，視人之身若視其（己）身”，這樣就會除去天下之害：“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由“兼相愛”不僅可以除去天下之害，而且可以興起天下之利，因為愛人、利人者可以從中得到對等的回報：“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如果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之間都能夠“兼相愛，交相利”，那麼世間就不會有戰爭，不會有“強侵弱、眾暴寡、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等等醜惡現象，就會實現社會、家庭乃至人際關係的有序與和諧。
儒、墨兩家都講“仁者愛人”，而其分歧在於墨家的“愛人”更注重社會物質生活方麵的功利性，即由“兼相愛”所產生的“交相利”的社會功效。由此立論，墨子在人際關係中先講“愛利人之親”，然後講“人報我以愛利吾親”。這樣，對人之親和己之親就要同等地愛之。儒家則從人具有非功利性的道德情感立論，這種道德情感必源於最本真的親親之情，故而強調孝悌為“仁之本”。因此，儒家的“愛人”是施由親始，隨著人際關係的遠近親疏而愛有厚薄。《墨子》書中有《非儒》篇，其開篇就批評“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術”通“殺”（shài），差等之意。墨家則主張“愛無差等”，愛己之親與愛人之親沒有厚薄之別。在愛有差等和愛無差等的問題上，儒、墨兩家形成尖銳的對立，乃至孟子提出“距楊、墨”，即把墨家以及主張“為我”的楊朱作為兩個極端而加以排斥。
墨子“貴兼”，主張“兼以易別”，其價值標準就是功利性的能為天下興利除害。墨子所講的“利”，包括“天下之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天下之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飽食”）和“人民之眾”（即人口的繁庶）等等，而最根本的乃是萬民衣食之所足，此即“萬民之大利”。墨子說：“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兼愛就是要解除這三患，使“民無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墨子強調，“五穀者，民之所仰也”, “衣食者，人之生利也”。顯然，墨子所講的“利”，重在講物質生產和生活方麵的功利，是以人民的衣食富足為主要追求的目標。
墨子也講“貴義”，他說“萬事莫貴於義”，主張“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然而，義之所以貴，在於“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利為義之功效，義為利之手段，這是墨子的功利主義道德觀。後期墨家更以“利”界定“義”, 《墨子·經上》雲：“義，利也。”凡利於人的，就是人所當行，就是義（宜）。墨家突出了社會道德的功利價值，道德生活亦屬社會之公利，而社會之公利最根本的乃是人民的衣食富足。
墨子主張用“兼相愛，交相利”來處理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要“視人之國若視其（己）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己）家，視人之身若視其（己）身”，這樣就會除去天下之害：“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由“兼相愛”不僅可以除去天下之害，而且可以興起天下之利，因為愛人、利人者可以從中得到對等的回報：“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如果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之間都能夠“兼相愛，交相利”，那麼世間就不會有戰爭，不會有“強侵弱、眾暴寡、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等等醜惡現象，就會實現社會、家庭乃至人際關係的有序與和諧。
儒、墨兩家都講“仁者愛人”，而其分歧在於墨家的“愛人”更注重社會物質生活方麵的功利性，即由“兼相愛”所產生的“交相利”的社會功效。由此立論，墨子在人際關係中先講“愛利人之親”，然後講“人報我以愛利吾親”。這樣，對人之親和己之親就要同等地愛之。儒家則從人具有非功利性的道德情感立論，這種道德情感必源於最本真的親親之情，故而強調孝悌為“仁之本”。因此，儒家的“愛人”是施由親始，隨著人際關係的遠近親疏而愛有厚薄。《墨子》書中有《非儒》篇，其開篇就批評“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術”通“殺”（shài），差等之意。墨家則主張“愛無差等”，愛己之親與愛人之親沒有厚薄之別。在愛有差等和愛無差等的問題上，儒、墨兩家形成尖銳的對立，乃至孟子提出“距楊、墨”，即把墨家以及主張“為我”的楊朱作為兩個極端而加以排斥。
墨子“貴兼”，主張“兼以易別”，其價值標準就是功利性的能為天下興利除害。墨子所講的“利”，包括“天下之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天下之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飽食”）和“人民之眾”（即人口的繁庶）等等，而最根本的乃是萬民衣食之所足，此即“萬民之大利”。墨子說：“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兼愛就是要解除這三患，使“民無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墨子強調，“五穀者，民之所仰也”, “衣食者，人之生利也”。顯然，墨子所講的“利”，重在講物質生產和生活方麵的功利，是以人民的衣食富足為主要追求的目標。
墨子也講“貴義”，他說“萬事莫貴於義”，主張“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然而，義之所以貴，在於“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利為義之功效，義為利之手段，這是墨子的功利主義道德觀。後期墨家更以“利”界定“義”, 《墨子·經上》雲：“義，利也。”凡利於人的，就是人所當行，就是義（宜）。墨家突出了社會道德的功利價值，道德生活亦屬社會之公利，而社會之公利最根本的乃是人民的衣食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