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話題，就必然引出中西交流問題。我以為中西方的交流從古至今未曾間斷過，其間可能出現過短暫的阻隔或間斷，然而從未形成趨勢或出現斷層。一旦合法的、公開的交流遭到取締或禁止，也不乏地下的或非公開的暗流湧動，隻要時機成熟就會以合法公開身份亮相。自然，古代的交流與當今的交流及全球一體化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從交流的深度和廣度上都不可能相提並論，然而亦非想象的那樣閉關鎖國政策所能封鎖得住、小國寡民思想所能禁錮得了的。到了近代，在西方先進文化、科學技術造就出的巨大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麵前，一切思想觀念、製度法規都顯得是那樣的醜陋陳舊，以致不堪一擊，不值一提。自西方文明發達以來，一切價值判斷、遊戲規則都唯西方是從，從人的生存權，什麼民主、平等、自由，什麼科學反科學，生態平衡不平衡，環境保護與破壞，什麼戰爭與和平，及至什麼通貨膨脹與緊縮，彙價的高低，什麼金本位與管理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無不操在那麼幾個大國，甚至某個大國手裏，成為它們隨心所欲、任意擺布的玩偶。可是一切人類文明史，至今絕不是幾百年的事，也不是五六千年那麼簡單，人類今後的發展也絕不是千百年的短暫一瞬。因而世界各國、各民族、各種文化絕非朝朝暮暮，隨意可以摧毀或輕易否定得了的，亦非某些人自暴自棄或自我否定得了的。中國文明綿延了幾千年，內在的文化基因使之在中國及東方文化圈甚至更為遙遠的地域發揮著影響作用，中國傳統金融機構的組織管理結構、原則、機製、作用在中國的現代銀行企業製度裏仍會保留其合理的內核因素。這種內核因素的留存使得西方現代銀行製度得以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紮根，否則它絕不會持久地存活，並真正發揮出巨大作用，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即便是西方在華銀行也得入鄉隨俗、產生變異，否則亦會遭到排斥，乃至無法生存，更不必說發展了。
在對待西方理論方麵，我以為要注意兩種傾向，一種是盲目排外（略而不論），一種則是不加區別，模糊傳統與現代的界限，隻講共性，認為既然是金融機構，那麼無論古今中外，都存在相同之處。這固然不錯，然而在現代金融機構與古代金融機構之間還是有所區別的，特別是西方銀行與中國錢莊票號之間，它們不隻有中外之別，還有古今之別，它們在組織結構、資本實力、經驗管理等諸多方麵都存在著差異。所以錢莊票號會被概括出封建性、保守性、高利性，還有什麼買辦性等特征。在國外它們被譯為銀行的情況下，國內也會有人願意附和這一稱謂，然而在科學研究時，我以為采取這種方式，似乎有欠妥當。因為我們不該被輕易拔高或隨意混淆概念所忽悠，相反我們應該避免以此來撫慰那顆因百餘年來中國落後挨打，飽受屈辱、摧殘和傷痛的不平和的心。細想這是否有如魯迅筆下的阿Q，自我欺騙，自我麻痹，有百害而無一利。當然有些人可能是被人打怕了，或許是出自對西方的服膺，隻相信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完美的、先進的，因而談到金融，似乎中國簡直是一無所有、一片空白，隻能全部引進，照抄照搬了，要研究探討就隻有眼睛向外，而不必向內，否則就等於是瞎耽誤功夫。其實，蘭老師說得不錯，“我們要真正實現中國銀行業的改革，提高其經營效率，就有必要深入了解我國銀行過去的做法。”這或許就是在金融體製改革中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蘭老師的思路和眼光值得肯定、支持和讚賞。
說到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話題，就必然引出中西交流問題。我以為中西方的交流從古至今未曾間斷過，其間可能出現過短暫的阻隔或間斷，然而從未形成趨勢或出現斷層。一旦合法的、公開的交流遭到取締或禁止，也不乏地下的或非公開的暗流湧動，隻要時機成熟就會以合法公開身份亮相。自然，古代的交流與當今的交流及全球一體化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從交流的深度和廣度上都不可能相提並論，然而亦非想象的那樣閉關鎖國政策所能封鎖得住、小國寡民思想所能禁錮得了的。到了近代，在西方先進文化、科學技術造就出的巨大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麵前，一切思想觀念、製度法規都顯得是那樣的醜陋陳舊，以致不堪一擊，不值一提。自西方文明發達以來，一切價值判斷、遊戲規則都唯西方是從，從人的生存權，什麼民主、平等、自由，什麼科學反科學，生態平衡不平衡，環境保護與破壞，什麼戰爭與和平，及至什麼通貨膨脹與緊縮，彙價的高低，什麼金本位與管理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無不操在那麼幾個大國，甚至某個大國手裏，成為它們隨心所欲、任意擺布的玩偶。可是一切人類文明史，至今絕不是幾百年的事，也不是五六千年那麼簡單，人類今後的發展也絕不是千百年的短暫一瞬。因而世界各國、各民族、各種文化絕非朝朝暮暮，隨意可以摧毀或輕易否定得了的，亦非某些人自暴自棄或自我否定得了的。中國文明綿延了幾千年，內在的文化基因使之在中國及東方文化圈甚至更為遙遠的地域發揮著影響作用，中國傳統金融機構的組織管理結構、原則、機製、作用在中國的現代銀行企業製度裏仍會保留其合理的內核因素。這種內核因素的留存使得西方現代銀行製度得以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紮根，否則它絕不會持久地存活，並真正發揮出巨大作用，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即便是西方在華銀行也得入鄉隨俗、產生變異，否則亦會遭到排斥，乃至無法生存，更不必說發展了。
在對待西方理論方麵，我以為要注意兩種傾向，一種是盲目排外（略而不論），一種則是不加區別，模糊傳統與現代的界限，隻講共性，認為既然是金融機構，那麼無論古今中外，都存在相同之處。這固然不錯，然而在現代金融機構與古代金融機構之間還是有所區別的，特別是西方銀行與中國錢莊票號之間，它們不隻有中外之別，還有古今之別，它們在組織結構、資本實力、經驗管理等諸多方麵都存在著差異。所以錢莊票號會被概括出封建性、保守性、高利性，還有什麼買辦性等特征。在國外它們被譯為銀行的情況下，國內也會有人願意附和這一稱謂，然而在科學研究時，我以為采取這種方式，似乎有欠妥當。因為我們不該被輕易拔高或隨意混淆概念所忽悠，相反我們應該避免以此來撫慰那顆因百餘年來中國落後挨打，飽受屈辱、摧殘和傷痛的不平和的心。細想這是否有如魯迅筆下的阿Q，自我欺騙，自我麻痹，有百害而無一利。當然有些人可能是被人打怕了，或許是出自對西方的服膺，隻相信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完美的、先進的，因而談到金融，似乎中國簡直是一無所有、一片空白，隻能全部引進，照抄照搬了，要研究探討就隻有眼睛向外，而不必向內，否則就等於是瞎耽誤功夫。其實，蘭老師說得不錯，“我們要真正實現中國銀行業的改革，提高其經營效率，就有必要深入了解我國銀行過去的做法。”這或許就是在金融體製改革中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蘭老師的思路和眼光值得肯定、支持和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