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學內部來講，新文化史的興起並不是少數幾個曆史學家個體的行為，也不僅限於一兩個國家，它是一場國際性的集體運動，其源於法國、盛於歐美、影響遍及世界，近些年來我國史學界也開始日益關注起新文化史的發展，不僅做了大量譯介傳播的工作，類似的研究取向也在中國史的研究實踐中不乏探索之作。在曆史學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會文化史）基本取代了社會經濟史（或社會科學史學）的位置；在一些相對獨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學分支中，如政治史、經濟史、科學史、思想史等，也各自出現了向文化史轉向的趨勢，文化因素的考量成為這些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文化分析、微觀研究、符號、象征和儀式的解讀、對交流與傳播過程的考察、注重表象與實踐、關注日常生活和底層群眾、強調敘述性和通俗性，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由此，新文化史顛覆了之前社會史唯社會經濟因素的簡單決定論，將文化從一種被決定的“上層建築”位置解放到了更加基礎的層次，作為曆史發展不可缺少的決定因素之一；新文化史也打破了傳統文化史唯知識精英的狹隘偏見，用一種更廣泛的文化概念，還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
從曆史學外部而言，一方麵新文化史的興起是同以“文化轉向”或“語言學轉向”為標誌的整個當代西方社會思潮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風氣的轉變相一致的，可以被包容在廣義的文化研究的範疇之內，它既是一種在曆史線索和框架下展開的文化研究，又是一種具有文化視野和取向的獨立的曆史研究。另一方麵，它從外部的其他學科的發展中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借鑒，整個現當代西方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走向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曆史學不再是孤立和封閉的，其開放性使得20世紀初新史學的倡議者們登高而召喚“曆史學的同盟軍”，成為世紀之交新舊史學興替的重要動因，也使得社會史或社會科學史在五六十年代依靠同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和統計學等社會科學的結盟而實現了第五次轉折，成為當時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則投向了另一些不同的學科，它從人類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獲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視野和解釋的手段，從文學理論、語言學和符號學那裏得到了分析的武器，又從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後現代思潮中學會了批判的態度。
美國曆史學家林·亨特（Lynn Hunt）在1989年《新文化史》一書的導論中，直言新文化史是對社會史研究取向的反動（Lynn Hunt，“Introdu：History，Culture，a，”The New Cultural History，Lynn Hunt，ed．，Berkeley，Calif．：U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22．），她將矛頭直指愛德華·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的社會史主張——“曆史學越來越具有社會學的內容和形式，社會學越來越具有曆史學的內容和形式，對兩者就越有利。”（愛德華·霍列特·卡爾：《曆史是什麼？》，吳柱存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70頁。）2001年，在英國史學界為紀念卡爾的《曆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一書發表40周年出版的文集《現在曆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 Now？）中，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坦言當年卡爾所歌頌的曆史寫作形式業已被取而代之了，“在它的位置上，出現了一種新的對文化史的強調，身份、意識和心態等方麵替代了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和社會權力的經濟基礎。曆史學中的宏大敘事和偉大目的論的崩潰，幫助個體的人恢複了在曆史記錄中的位置。曆史學家重新開始書寫人，尤其是關於那些卑微的、普通的人們、曆史上的無名者、曆史轉變進程中的失敗者和旁觀者”（Richard J．Evans，“Prologue：What is History？— Now，”What is History Now？ David adine，e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8-9．）。總的來說，新文化史牢牢地占據了20世紀後四分之一時代裏西方史學的主流位置，而這也使得在此有必要對這一史學潮流給予充分的認識和研究。
從曆史學內部來講，新文化史的興起並不是少數幾個曆史學家個體的行為，也不僅限於一兩個國家，它是一場國際性的集體運動，其源於法國、盛於歐美、影響遍及世界，近些年來我國史學界也開始日益關注起新文化史的發展，不僅做了大量譯介傳播的工作，類似的研究取向也在中國史的研究實踐中不乏探索之作。在曆史學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會文化史）基本取代了社會經濟史（或社會科學史學）的位置；在一些相對獨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學分支中，如政治史、經濟史、科學史、思想史等，也各自出現了向文化史轉向的趨勢，文化因素的考量成為這些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文化分析、微觀研究、符號、象征和儀式的解讀、對交流與傳播過程的考察、注重表象與實踐、關注日常生活和底層群眾、強調敘述性和通俗性，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由此，新文化史顛覆了之前社會史唯社會經濟因素的簡單決定論，將文化從一種被決定的“上層建築”位置解放到了更加基礎的層次，作為曆史發展不可缺少的決定因素之一；新文化史也打破了傳統文化史唯知識精英的狹隘偏見，用一種更廣泛的文化概念，還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
從曆史學外部而言，一方麵新文化史的興起是同以“文化轉向”或“語言學轉向”為標誌的整個當代西方社會思潮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風氣的轉變相一致的，可以被包容在廣義的文化研究的範疇之內，它既是一種在曆史線索和框架下展開的文化研究，又是一種具有文化視野和取向的獨立的曆史研究。另一方麵，它從外部的其他學科的發展中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借鑒，整個現當代西方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走向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曆史學不再是孤立和封閉的，其開放性使得20世紀初新史學的倡議者們登高而召喚“曆史學的同盟軍”，成為世紀之交新舊史學興替的重要動因，也使得社會史或社會科學史在五六十年代依靠同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和統計學等社會科學的結盟而實現了第五次轉折，成為當時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則投向了另一些不同的學科，它從人類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獲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視野和解釋的手段，從文學理論、語言學和符號學那裏得到了分析的武器，又從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後現代思潮中學會了批判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