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展現在作家麵前。在昏暗窒悶的囚犯病房裏，他俯身在小桌上，將自己的印象、感受以及許許多多的民間諺語和俗語，記在他那本《西伯利亞筆記》裏。這本筆記被保存了下來，裏麵記載的許多材料後來都被作家寫進《死屋手記》和其他作品中了。一八五四年二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獲釋出獄後，在給其長兄米哈伊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寫道，他在苦役期間搜集的材料“足足能寫成幾本書，……我從監獄裏帶出來多少人民的典型人物和性格啊！我曾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因此我十分了解他們……”
《死屋手記》發表後，立即為革命民主主義陣營所接受，被看做是“對卑鄙齷齪的俄國現實生活的憤怒揭露”。除了一小撮反動的當權者以外，絕大多數讀者和評論家都熱烈歡迎這部作品。一八六一年十二月末，屠格涅夫從巴黎寫信給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十分感謝您惠寄《時報》兩期，拜讀後，甚感滿意。我特別喜歡您的《死屋手記》，關於澡堂情景的描寫，在文風上很象但丁；您對於筆下的各種人物(例如彼得羅夫)，都有很多細膩而真實的心理描寫。”
赫爾岑為向俄國國外讀者介紹《死屋手記》，做了大量的工作，並有過精辟的論述：“此外，且不可忘記，這個時代①還給我們留下一部了不起的書，一部驚心動魄的偉大作品，這部作品將永遠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國的出口處，就象但丁題在地獄入口處的著名詩句一樣惹人注目，就連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預料到他講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驚；作者用他那戴著鐐銬的手描繪了自己獄友們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亞監獄生活為背景，為我們繪製出一幅幅令人膽戰心驚的鮮明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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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農奴製改革前社會思潮高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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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記》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蜚聲於世界文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還沒有一個俄國作家對西伯利亞苦役生活作過如此深刻動人的描寫。苦役監獄裏關押著各種各樣的囚犯，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因反抗沙皇政府的統治而被流放到這裏來的。囚犯們每天被迫參加繁重的勞動，稍有一點越軌行為，就要遭受獄吏的嚴刑拷打，在禸體上和精神上受到極其嚴重的摧殘。打開《死屋手記》，一幅幅關於苦役生活的生動鮮明的畫麵，一段段對囚犯心理的描寫，一件件離奇怪誕的犯罪事實，立刻緊緊地扣住了讀者的心。
這部小說在結構上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每章既是整體的一部分，又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每一章都和整部小說的主題緊密相關，都是為描寫監獄生活服務的，對個別人物的刻劃也都服從於這一主要任務。
然而，僅僅從描寫監獄生活的角度來評價《死屋手記》，顯然是不夠的，作品的題材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講述囚犯的經曆以及他們所犯的罪行時，往往進一步探究他們犯罪的社會原因。囚犯並非都是天生的“惡人”或“痞子”。“到處都有好人和壞人”，監獄裏的囚犯“也許一點兒也不比那些還留在獄外的人更壞”。囚犯也是按照同樣的生活規律生活著，他們同樣具有人的思想感情，“這些人善於思考，富有感情，盡管他們被一層令人厭惡的外殼包裹著”。囚犯也是人，因而應該受到人的待遇，——這是貫穿全書的一個主導思想。另一方麵，作者對於那些草菅人命的各級官吏和劊子手則充滿強烈的憤怒。《死屋手記》中這種人道主義立場曾受到民主主義評論家皮薩列夫的高度讚揚。皮薩列夫在一篇專門評述這部作品的論文《已經死亡和正在死亡的》中寫道：“大概未必用得著向那些有頭腦的讀者證明，一個被剝奪了一切公民權的罪犯，仍然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並非所有的讀者都是有頭腦的，因而，在我們這個時代，談論囚犯的人類尊嚴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危險的。”這裏順便提一下，就因為這篇文章，皮薩列夫幾乎受到沙皇政府的審訊。《死屋手記》最初在雜誌上發表時，也曾受到書報檢查機關的種種刁難和阻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