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古文獻中，也有關於因為沒有政務公開，因為“不透明”而導致亡國的記載。西周時期，周厲王控製言論自由，造成“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於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這從反麵印證了禁止言論自由、阻塞信息流通渠道的嚴重後果。秦始皇君臨天下之後，號令天下，統一思想，推行“焚書坑儒”，迫使人們道路以目，最終導致流言蜚語橫生，上下失察，江山易主。此後各朝各代，雖然廣設廠、衛，又製定各種嚴刑峻法，但是卻難免各地流言四起，遍地狼煙，生靈塗炭。
基於正反兩方麵的事實我們不禁會說，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其中新含義就在於加強官民溝通，公開信息，鼓勵大眾參與。如果一個全民的政府沒有全民信息，或者說缺乏獲取信息的途徑，那麼它要麼是一出鬧劇，要麼是一出悲劇，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中國2000多年封建君主專製曆程中，“權力專屬、弄權神秘”是其普遍的政治特點，要實現公開透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有思想家、政治家萌生出要求政治透明的思想，並進行了嚐試。
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從不同層麵觀察社會，提出自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在當時社會政治環境下，國家無論大小、人無論具備什麼才能都能夠找到用武之地。因此，諸子百家在相對自由的條件下議政，諸侯國的國君無論懷著什麼樣的心理，大體上都能從不同程度上放開言路，聽取智者的呼聲；秦國商鞅為取信於民，就於南門立柱，以表明政府“號令分明、一言九鼎”；魏國李悝為向國人宣示法律，就把當時的刑書（法律）鑄刻在鼎上，以體現法律的威嚴與公開。
戰國時期齊國鄒忌諷諫國王博采民意、廣開言路，以至於提出建議的人門庭若市，充分顯示了執政者的開明；唐太宗公開納諫，並以此作為為政的鏡子，體現了對臣下的信任和寬容。秦朝的廷議製度、唐朝的政事堂製度都屬於政務公開的製度安排，不過參與知情者和公開的範圍具有特定性，而且知情範圍被限定在官僚階層以內。北宋時期的樞密院決策、金朝章宗主持的“百官議政”、清朝末期的資政院等都被認為是政治透明化的例證，不過普通百姓被當然地排除在核心決策之外。人員選拔的科舉製度其實就是一種公開選拔人才的製度，其中，考試的規則是公開的，命題範圍（四書五經）是公開的。這種公開模式為廣大基層知識分子提供了進入上層社會的敲門磚，也為他們提供了無盡的遐想。這些渠道成為溝通上下的紐帶，成為基層百姓了解政府運作和社會發展狀況，反映自己的呼聲的有效平台。盡管不如今天那麼暢通、活躍，但是這種範式值得後人借鑒和思量。
不過，在古文獻中，也有關於因為沒有政務公開，因為“不透明”而導致亡國的記載。西周時期，周厲王控製言論自由，造成“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於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這從反麵印證了禁止言論自由、阻塞信息流通渠道的嚴重後果。秦始皇君臨天下之後，號令天下，統一思想，推行“焚書坑儒”，迫使人們道路以目，最終導致流言蜚語橫生，上下失察，江山易主。此後各朝各代，雖然廣設廠、衛，又製定各種嚴刑峻法，但是卻難免各地流言四起，遍地狼煙，生靈塗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