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同官的問題雖有特殊性，但是放在全國範圍內，也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當時全國的背景，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新階段，國有企業職工身份由國家職工轉變為企業職工。為了抑製經濟過熱，黨中央、國務院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治理整頓，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是市場疲軟隨之出現，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企業麵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大量企業關閉破產，企業職工集中下崗失業。為了促進企業走出困境，對國有企業改革實行了“鼓勵兼並、規範破產，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實施再就業工程”的方針，並於這一年及時建立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製度，組織大量職工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
按照政策規定，下崗職工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三年後，必須和企業徹底解除勞動關係。這對大部分的新老職工來說，在感情上都是難以割舍的事。而針對勞動部門和企業的工作，就有出現了一個新的難題，難就難在組織職工進“中心”。
馮勇智原本想，不管其他地方的情況如何，隻要下撥到同官的下崗職工最低生活保障資金落到到位了，就是當下的頭等大事，爾後再去給下崗職工做工作，即使大家又千萬條理由，她是有話可說的。同時，不至於讓下崗職工的唾沫把她淹死，或者會使人認為她說話不算數，而是在吹牛。
但她沒有料想到，省上關於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保障資金下撥到位以後，卻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下崗職工都不願意領取下崗最低生活保障金。有了錢而發不出去，不僅是一個工作難題，而且因此還將會引起各企業職工上訪或者出現不穩定的局麵再次發生。
在推進下崗職工進“中心”工作中，相當一部分人對此表現出了強烈地對立情緒。
領取基本生活費可以，但是要在進入中心後與企業解除關係，幾乎沒有職工願意答應。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生是你企業的人，死是你企業的鬼。
盡管勞動部門通過報紙、電視等媒體和不同的形式在不斷地宣傳中省和本市的有關政策，但是組織下崗職工進“中心”這項工作，因為廣大職工的思想觀念一時轉不過彎而陷入了尷尬局麵。
其實，下崗職工們一邊在坐等觀望政策執行的形勢，一邊也都在思考是否接受這樣的事實。而他們消化吸收政策，也需要一段時間和過程。
了解到下崗職工們不滿意領取最低生活保障費與進入“中心”的並行政策，小張兄弟們還想就此進一步煽動職工鬧事，以此推進向他們的目的靠近。
之前兩次組織下崗職工鬧事，可以說是為下崗職工們辦了一件好事，也為政府推進解決下崗職工的問題加大了工作力度，但是結果卻距離他們心中的“小九九”越來越遠。
這次，他們又在職工兄弟中進行了深入調查，但是絕大多數下崗職工還是堅持這一條意見：領取生活費可以，不同意與企業簽訂解除勞動合同的協議書。除此，廣大職工們並沒有什麼其他的要求，也不願意參與在這要求之外的任何上訪或鬧事活動。
小張弟兄們討論總結，如果再次組織職工兄弟們鬧事，若又給大家幹了好事，而對自己再沒有一點好處的話，那將又是一場徒勞。同時，政府方麵一直也沒有人提說賤賣廠子或者有朝他們目的這方麵考慮的意向。
於是，小張兄弟們的鬧劇便就此打住了。
廣大下崗職工的這一要求和意見還在堅持。對此，市上成立各相關部門組成的工作組進入到各個企業召開不同的座談會，宣傳講解政策，但在短時間內，收效並不明顯。
因此，貫徹推進下崗職工進中心這一工作遲遲不得有實質進展。
時間雖然似乎凝固了，但是彼此都在想著自己的事。政府在思考，下崗職工們也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