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後，中國在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中，迫切要求重建秩序，樹立權威。然而，國民黨作為執政黨，麵臨著“抗日”、“剿共”等多重軍事任務，黨內潛在權威爭鬥不休，多種政治主張彼此交錯。為了整合政治資源，在抗日作為執政黨最迫切任務時，蔣介石初步建立了個人權威，逐步集中了黨政軍權力，並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得到了法理認同。然而，作為國民黨後進的蔣介石，遭遇了數重挑戰，即便坐鎮南京，亦一直受到來自地方實力派如粵桂方麵的“反權力”。換言之，國民黨政府長期以來隻是保持著形式上統一。維持統一不單純是軍事力量的對比，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於政治妥協方式。1932年10月7日蔣的日記中記道：“政治握權之後，其成敗在化敵為友，不可以敵為友也。”
蔣介石的個人集權政治在抗日禦侮的政治環境中存在著一定的合理性。當抗日成為所有政治派別不能忽略的現實問題時，蔣的個人權威得到了認可，集權政治已初具規模。也正是蔣個人集權政治的運用，中國的抗戰準備有序進行，國內的幣製改革、經濟發展多有進步。但是，
蔣介石的個人集權是建立在受牽掣的基礎之上的。或者說，蔣試圖恢複集權政治，卻無法建立真正意義上的集權政治，缺乏一個組織嚴密與富有革命激情的政黨，蔣失望之餘不得不依靠小組織或秘密組織，以保證權力的行使。秘密組織本身並不是現代政治的常態，它隻是聽從於領袖，其組織的過大發展，會導致其與正常政治組織之間的衝突，阻礙正常政治程序的進行。而且，秘密組織的廣泛使用，也易於被反對政治派別作為攻擊獨裁的口實，不利於領導人個人正麵形象的樹立。
研究一種政治製度，需要注意到它所處的環境。政權統一是推進現代化的根本，政治發展的方向是民主憲政。一切反民主憲政或阻礙民主憲政之路的政體均非符合曆史發展的政體。憲政的推動，有其根本前提，就是政黨權威逐步過渡到製度權威。“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徘徊於個人集權政治與民主憲政的路徑之中，蔣之內心未必一定要集權於自身，但為抗日與統一計，現實驅使他隻能依整個人集權模式。蔣的這種集權雖以武力為後盾，骨子裏崇尚武力，譬如看俾斯麥傳，“甚有歎也”。批語“病弱之國，惟鐵與血、危與死四字，乃能解決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機以求成功也，為政治家唯一特能也”。但蔣並非完全依賴武力，很大程度上重視輿論力量，吸納社會精英，標榜憲政方向。蔣在1932年12月20日的日記中所言：“如不立憲政之期，則更無他法以促進本黨之團結與整理也。”
故而，“九一八”之後的中國政治從采取責任內閣製走向集權政治，大體符合政治環境的需求。但集權隻是停留於權威人物個人，而非集權於政府。在政黨政治中，集權的政府需要以高度信仰的政黨為基礎，這個政黨應當把握時代的脈搏，進行良好的製度建設、組織建設與作風建設，這個政黨應如孫中山所言，采取主義治國，使其宗旨達之於政府。正如蔣在1926年的一次演講中談道：東江打下來後，“從前許多學生敢來規勸我、責備我的，現在都沒有了，當作我是一個特殊階級來對待。所以我想以黨來做中心的，而今反以我一個人來做中心；所謂團體化、紀律化的方針，完全做不到，這是非常慚愧的一件事。大家要曉得，我們革命黨的危險就是在這個地方！要是大家不趕緊覺悟，仍舊是認人做中心，那麼，校長一死，這中心就失掉了”。蔣當初能夠意識到，革命的進展與政府的運轉憑借某一領導的威信並非常態，而是應該以政黨為中心。
現代性的政黨政治，必須依賴一個堅強有力的政黨。可是，蔣介石並無暇加強國民黨的組織建設，一直對國民黨不甚滿意，甚至試圖拋棄國民黨，試圖利用三民主義青年團取代國民黨。這種做法違背了政黨政治的基本規範與政治發展路徑，使得黨、政、軍依其個人意誌而轉移，未能形成一個完整的組織體係。於是，無論其如何標榜憲政，其結果並不能拯救組織潰散的國民黨，樹立政府信仰。如俞可平所言：“縱觀人類曆史的長河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斷地走向民主，不斷地增加人民的民主權利，不斷地遏製專製獨裁，是全人類的政治發展趨勢，是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政治潮流。民主政治已經成為人類普遍的政治認同，是人類政治文明和政治進步的集中體現。”在民主憲政的曆史潮流中，擁有堅強組織與強大社會動員能力的政黨才能滿足中國社會發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