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政治和道德的關係
那麼，政治和道德的真正關係是什麼呢?這兩者之問，果真像人們有時說的那樣，全無相通之處嗎?或者反過來說才正確:政治行為的道德同其他任何行為的道德並無兩樣?有時人們相信.在這兩種說法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排斥的選擇:這兩種說法必定隻有一種是正確的:但是，世界上果真有這樣的道德，能夠建立起內容統一的要求，可同時用來指導性愛關係、商業關係、家庭關係和政治關係，用來指導人們同他妻子的關係、同菜販的關係、同兒子、競爭對手、朋友和被告等等的關係嗎?政治的運作，要依靠以暴力為後盾的權力這種十分特殊的手段，既如此，對於政治的道德要求，就真那麼尋常不足道嗎?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布爾什維克和斯巴達克分子的意識形態所造成的結果，同任何軍事獨裁者毫無二致，正是因為他們使用了這樣的政治手段嗎?工人和士兵委員會的統治，除了掌權者的人員構成及其票友水平外，同舊政權還有什麼其他區別嗎?這些所謂的新道德的大多數代表人物，他們之間的相互攻許，同他們所批評的對手之間的攻許，甚或同任何其他煽動家的道德，又有什麼不同?人們會說，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有高貴的意圖.就算這樣吧!但我們這裏討論的是手段，他們的對手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以十
分主觀的真誠態度宣布，他們的終極意圖也有著同樣高尚的品格。“凡持劍者，必死於劍下”，戰鬥無論在什麼地方發生，都是戰鬥。那麼，“山上訓辭”的道德地位何在?我們所說的“山上訓辭”，是指福音書中的絕對倫理。這件事，比起今天喜歡引用這些訓辭的人以為它具有的意義，要嚴肅得多。這是一種不容兒戲的倫理.我們所說的科學中的因果律，對於這種倫理同樣適用:它不是隨時可以應人之需，招之即停的出租車。這種福音書如果未被搞得瑣碎無聊，那麼它的真正含義便是;或者全部接受，或者一概拒絕。例如，說一個富家子“優傷地走了，因為他家財萬貫”。福音書的訓令是無條件的和明確的:交出你的所有—你的一切。政治家會說，這種訓令隻要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得到貫徹。它便是沒有社會意義的。因此政治家征稅、派捐、沒收，總而言之，向一切人施以強迫和規則.但是，道德訓令根本就不在乎這些，這種不在乎也正是它的本質所在。就拿(有人打了你的右臉)“再給他左臉”這種要求來說，它是無條件的，你不能迫問他打人的權力依據。除了聖人之外，這是一種不講尊嚴的道德。也就是說，一個人必須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聖人。他要活得像耶穌，像使徒，像聖方濟各，或者如此類的人物，他至少要有這樣的願望。惟有如此，這種道德才能具有意義，才能表現出尊嚴，不然一切都談不上。例如.來世的仁愛倫理的說法是“莫要以武力抗惡”，但對於政治家來說，正確的說法正好相反:“必須以武力抗惡”，不然你就得為惡勢力獲勝負責。凡是打算格守福音書道德的人，都不應參與罷工，因為罷工意味著強迫;他應當加入黃色工會.他無論如何不應談論“革命”.福音書道德並不打算教導人們說，內戰是唯一正當的戰爭。遵循福音書的和平主義者，應當拒絕拿起武器，或者應當把武器扔掉.在德國，就有人提議用這種道德責任來終止這場戰爭以及所有的戰爭。政治家會說，要想使戰爭在可預見的將來信譽掃地，唯一可靠的辦法，就是依現狀維持和平。然後交戰的各民族會問，這場戰爭到底是為了什麼?然後戰爭被歸結為荒謬之事—但現在還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對於勝利者，或至少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來說，戰爭會一直是件政治上有利可圖的事。應當為這一情況負責的，是那種令我們根本無法進行抵抗的行為。耗竭期一過，失去信譽的將不是戰爭，而是和平，這就是絕對倫理的結果。
最後，讓我們來考慮一下誠實的義務。在絕對倫理看來，這屬於無條件的義務。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公布所有的文件，特別是那些會使自己的國家受到譴責的文件。在這種單方麵公布文件的基礎上，表示認罪—這些做法是單方麵的、無條件的、不考慮後果的。政治家會發現，這樣做的結果是，真相非但不能進一步明朗，反而會因為被濫用和激起情緒，變得更加模糊不清。唯一能產生成果的方法，是讓中立者對各方利益做周全而高明的考慮，.任何其它做法所帶來的後果，對於接受它的國家來說，將是幾十年後都無法補救的後果。而絕對倫理是不問“後果”的，這就是關鍵所在。
我們必須明白一個事實，一切有倫理取向的行為，都可以是受兩種準則中的一個支配，這兩種準則有著本質的不同，並且勢不兩立。指導行為的準則，可以是“信念倫理”，也可以是“責任倫理”。這並不是說，信念倫理就等於不負責任，或責任倫理就等於毫無信念的機會主義。當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但是，恪守信念倫理的行為，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果”，同遵循責任倫理的行為，即必須顧及自己行為的可能後果，這兩者之間卻有著極其深刻的對立。
你可以向一個衷心服膺信念倫理的工團主義者證明，他的行為後果，將是使反動的機會增加，使他的階級受到更多的鎮壓，從而阻礙它的崛起。但你不可能對他有絲毫的觸動.如果由純潔的信念所引起的行為，導致了罪惡的後果，那麼，在這個行動者看來，罪責並不在他，而在於這個世界，在於人們的愚蠢，或者，在於上帝的意誌讓它如此。然而，信奉責任倫理的人，就會考慮到人們身上習見的缺點，就像費希特正確說過的那樣，他沒有絲毫權利假定他們是善良和完美的，他不會以為自己所處的位置，使他可以讓別人來承擔他本人的行為後果—如果他已預見到這一後果的話。他會說:這些後果歸因於我的行為。信念倫理的信徒所能意識到的“責任”，僅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對社會製度不公正的抗議之火，不要讓它熄滅。他的行動目標，從可能的後果看毫無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燒。這種行為隻能、也隻應具有楷模的價值。
但是，問題並未到此完結。這個世界上沒有哪種倫理能回避一個事實:在無數的情況下，獲得“善的”結果.是同一個人付出代價的決心聯係在一起的—他為此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懷疑的、或至少是有風險的手段，還要麵對可能出現、甚至是極可能出現的罪惡的副效應。當什麼時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產品聖潔化，對於這個問題，世界上的任何倫理都無法得出結論。
政治的決定性手段是暴力。從道德的觀點看，手段和目的之間的緊張關係大到什麼程度，諸位由以下事情即可了解:人們普遍知道，甚至在大戰期間，(齊默爾瓦爾德一派的)革命的社會黨人就主張一項原則，大家可以將它簡短地表述如下:“如果我們麵對這樣兩個選擇—或者再打幾年戰爭，然後來場革命;或者立刻實現和平，但沒有革命，那我們就選擇再打幾年戰爭!”對於下一個問題:“這場革命能帶來什麼?”每一個受過科學訓練的社會黨人會這樣回答:還不能說會發生一場經濟體製的變革，在我們所說的那種意義上可稱它為社會主義經濟。資產階級的經濟製度會重新出現，隻是擺脫了封建成分和帝政殘餘而已。就是為了這麼點稀鬆平常的結果，他們竟然願意再來上“幾年戰爭”!若是有人懷有以下想法，倒也情有可原:即便是對社會主義懷有極堅定信念的人，也可以拒絕這種靠此手段才能達成的目標。在布爾什維克黨、斯巴達克同盟和一般而言所有類型的革命社會主義者中間，情況也完全如此。當然，如果站在這個立場，對舊政權中的“權力政治家”使用同樣的手段加以譴責，那真是十分可笑的事，不管你在否定他們的目的上多麼正確。
正是在利用目的為手段辯護這個問題上，信念倫理必定會栽跟頭。合乎邏輯的結果隻能是，對於采取道德上有害的手段的行為，它一概拒絕。但僅僅從邏輯上說如此!在現實世界中，我們不斷有這樣的經曆:信念倫理的信徒突然變成了千年至福王國的先知。舉例來說，那些一貫鼓吹“以愛對抗暴力”的人，現在卻開始呼籲其追隨者使用暴力—最後一次使用，為了達到一個一切暴力皆被消滅的境界。在每一次進攻之前，我們的軍官也以這種方式對士兵說:“這是最後一次，這次進攻將帶來勝利，從而也帶來和平。”信念倫理的信徒無法容忍這個世界在道德上的無理性。他是一位普遍主義倫理觀意義上的“理性主義者”，各位中間讀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當會記得“大審判官”的一幕，在那裏，這個問題被極尖銳地展現出來。即使在目的使手段聖潔化這個原則上做一些讓步，也無法讓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和諧共處，或是判斷應當用哪一個目的來聖潔化哪一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