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斂財散財的悖論統一(1 / 3)

據統計,美國是世界上公益慈善捐贈最多的國家,目前慈善機構掌握著占美國全國GDP近10%的財富。而全世界的公益慈善捐贈也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包括法國、德國、英國、日本、西班牙、荷蘭、瑞典、挪威和加拿大等國。

隨著西方公益慈善事業的飛速發展,作為捐贈者個人的行為動機難免引起爭議。究竟是社會責任和義務,還是精神寄托;是心理與道德的衝動,還是現代社會正常的規律和機製,讓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中公益慈善行為蔚然成風?

5.3.1 慈善文化的哲學理念

曆史是現實的起點,而文化則在深層次上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慈善文化與慈善事業必然存在有內在的邏輯關聯,文化凝聚向善力量,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而慈善事業的發展程度則折射出文化的穿透力。

中國傳統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一直提倡樂善好施。不過,慈善捐贈在中國往往被視作一種“修身”的手段,其行為的動力被歸為捐贈者的良心和良知。作為一種內省即自律的要求,決定了中國民眾對慈善捐贈事業本身的發展並不十分關注,而是更偏好於慈善的道德教化。與之不同的是,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下,慈善文化的思想淵源主要來自基督教的價值觀,行善的動力被歸於上帝的啟示,慈善作為一種他律訴求,強化了慈善的責任和義務,進而演繹為人的本能意識乃至生活常態。

從觀念上說,基督教對弱者的持久關懷起源於希伯來人對社會公正的要求。希伯來的傳統強調窮人有權利向當局、向富人發出求助的呼籲,而當局與富人則有義務對這種呼籲作出回應。這種根源於猶太傳統的弱者的呼喊權構築起西方文明中“不平則鳴”的傳統,形成西方文明中持續的對不幸者的製度化關注,也推動了對不幸者關注的製度設計,包括從教堂的設計到什一稅的征收,以及醫院、修道院、孤兒院、感化院等的設立。社會必須回應弱者的要求才能有公正,這是猶太教作為基督教的源頭貢獻給西方文化的一個固定的“心理結構”。

以《新約》為代表的原始基督教承繼了希臘文中的博愛(Charity)的思想和價值觀,包括“愛上帝”和“愛人如己”兩個方麵,經文如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愛自己。”愛上帝是倫理基礎,因為上帝給人以生命、以歸宿,上帝是全部存在的基石,所以信仰上帝和愛上帝是人生而在世的最基本的信念。愛鄰舍如同愛自己則是倫理的體現,個人的財富是福報,並不屬於個人,而隻是接受上帝的委托負責管理,因此,除了生活基本所需之外,應捐獻給社會中的不幸者以彰顯上帝之愛。

“博愛博愛”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它超越人類與生俱來的同情心和血緣親情等自然情感,把“博愛”建立在普遍的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的基礎上。相比較中國儒家的“血緣情結”,基督教的愛更為無私和平等。二是它排除了對道德回報的期待,使“博愛”的道德信念成為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意義,凸顯了這份愛的博大和深遠。於是,基督教文化始終洋溢著一種“為愛而愛”、“為道德而道德”、以博愛自身為價值目的的精神境界,一種超越國家民族、社會階層、文化習俗、膚色性別等界限的帶有濃厚的普世主義色彩的愛。

據統計,美國是世界上公益慈善捐贈最多的國家,目前慈善機構掌握著占美國全國GDP近10%的財富。而全世界的公益慈善捐贈也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包括法國、德國、英國、日本、西班牙、荷蘭、瑞典、挪威和加拿大等國。

隨著西方公益慈善事業的飛速發展,作為捐贈者個人的行為動機難免引起爭議。究竟是社會責任和義務,還是精神寄托;是心理與道德的衝動,還是現代社會正常的規律和機製,讓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中公益慈善行為蔚然成風?

5.3.1 慈善文化的哲學理念

曆史是現實的起點,而文化則在深層次上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慈善文化與慈善事業必然存在有內在的邏輯關聯,文化凝聚向善力量,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而慈善事業的發展程度則折射出文化的穿透力。

中國傳統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一直提倡樂善好施。不過,慈善捐贈在中國往往被視作一種“修身”的手段,其行為的動力被歸為捐贈者的良心和良知。作為一種內省即自律的要求,決定了中國民眾對慈善捐贈事業本身的發展並不十分關注,而是更偏好於慈善的道德教化。與之不同的是,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下,慈善文化的思想淵源主要來自基督教的價值觀,行善的動力被歸於上帝的啟示,慈善作為一種他律訴求,強化了慈善的責任和義務,進而演繹為人的本能意識乃至生活常態。

從觀念上說,基督教對弱者的持久關懷起源於希伯來人對社會公正的要求。希伯來的傳統強調窮人有權利向當局、向富人發出求助的呼籲,而當局與富人則有義務對這種呼籲作出回應。這種根源於猶太傳統的弱者的呼喊權構築起西方文明中“不平則鳴”的傳統,形成西方文明中持續的對不幸者的製度化關注,也推動了對不幸者關注的製度設計,包括從教堂的設計到什一稅的征收,以及醫院、修道院、孤兒院、感化院等的設立。社會必須回應弱者的要求才能有公正,這是猶太教作為基督教的源頭貢獻給西方文化的一個固定的“心理結構”。

以《新約》為代表的原始基督教承繼了希臘文中的博愛(Charity)的思想和價值觀,包括“愛上帝”和“愛人如己”兩個方麵,經文如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愛自己。”愛上帝是倫理基礎,因為上帝給人以生命、以歸宿,上帝是全部存在的基石,所以信仰上帝和愛上帝是人生而在世的最基本的信念。愛鄰舍如同愛自己則是倫理的體現,個人的財富是福報,並不屬於個人,而隻是接受上帝的委托負責管理,因此,除了生活基本所需之外,應捐獻給社會中的不幸者以彰顯上帝之愛。

“博愛博愛”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它超越人類與生俱來的同情心和血緣親情等自然情感,把“博愛”建立在普遍的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的基礎上。相比較中國儒家的“血緣情結”,基督教的愛更為無私和平等。二是它排除了對道德回報的期待,使“博愛”的道德信念成為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意義,凸顯了這份愛的博大和深遠。於是,基督教文化始終洋溢著一種“為愛而愛”、“為道德而道德”、以博愛自身為價值目的的精神境界,一種超越國家民族、社會階層、文化習俗、膚色性別等界限的帶有濃厚的普世主義色彩的愛。

與“博愛”價值觀聯係在一起的是罪感、謙卑和懺悔等道德情感思想。“罪感”來自於人的“原罪”,它使人的本性由原來的“善”變成了“惡”。為了救贖罪惡,人必須愛上帝也愛他人。慈善便是贖罪的一種方式,它是人類進行自我升華並接近上帝的方法和途徑,也是一種因為對上帝的虔誠而派生出來的品質。“謙卑”是指人應以一種行為自如、心胸坦蕩的謙虛心態踐行自己的道德信念,既不因自己的善行而感到心理滿足,也不期望自己的善行為他人所知,故能夠始終持之以恒地行善積德。“懺悔”是指人在內心的呼喚下自覺體驗到和自願承擔的罪感,是自己追問自己的罪責、叩問自己的靈魂,反映了良知的閃爍和人格的升華。這些思想從不同的角度奠定了“博愛”的道德根基,並賦予“博愛”以道德實踐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