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浙籍作家的理論探討與借鑒也有著不俗的成績，其中尤以徐誌摩、戴望舒、艾青與穆旦的理論探索最為突出。徐誌摩詩歌創作起於劍橋，英國的詩歌創作理論對他影響深遠，特別是英國浪漫派的詩歌，雪萊與拜倫的詩歌，以及哈代的詩歌等等。徐誌摩雖然沒有係統的詩歌理論著作，但我們從他在20、30年代所寫的一些散文中，是很能窺探西方文學創作理論對於他的影響，以及他的力求構築他的詩歌理論的努力，譬如《近代英國文學》、《藝術與人生》、《話》、《濟慈的夜鶯歌》、《湯麥司哈代的詩》、《厭世的哈提》等等。在中國現代派詩歌創作中，戴望舒與穆旦的成績尤為顯著，雖然戴望舒的《望舒詩論》(1932)與《詩論零紮》(1944)隻是隨感式的詩歌理論探討之作，但就在這短短的詩行當中，外來詩人的影響被鮮明地呈現了出來，那就是戴望舒對於外來詩歌韻律的喜愛與推介以及對於詩歌創作思想的重視。穆旦的詩歌理論主要集中在他現代期的兩篇文章《他死在第二次》與《慰勞信集——從〈魚目集〉說起》，以及當代期的與郭保衛的十幾封通信之中，在穆旦的詩歌理論中，艾略特與奧登應該是他提得最多的詩人，穆旦對於艾略特的知性詩歌理論與奧登的“發現的驚異”的博大詩境大為讚歎，行文之中無不流露出欣賞與效仿之意。在浙江現代詩人中，唯一有著係統的詩歌理論建樹的就是艾青了，艾青的《詩論》就是他詩歌美學思想的完整表達。在艾青的詩歌理論之中，外來影響的痕跡也是鮮明的，艾青曾說：“無論我寫詩，還是他作畫，都共同感到法國的存在。……在我們鋼筆和畫筆的筆尖上，也散發出來自法蘭西文學藝術之花的陣陣芳香。”不僅如此，在艾青的詩歌理論中，世界現實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是很明晰的，艾青就其根本來說就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
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曆程中，相比於小說、詩歌與散文，雖然以話劇為主體的戲劇的創作成就較為遜色，但就浙籍作家來說，他們的一些探索對於中國現代話劇的發展也有著一定的影響。譬如中國早期話劇的開拓者之一、著名浙籍作家李叔同的對於中國早期話劇藝術的探索在浙江乃至中國現代戲劇史上都寫下了濃重的一筆，此外還有王鍾聲、魯迅、茅盾等也都寫過相關的理論文章。在浙籍作家的話劇理論探索中，比較突出的兩位浙籍作家是陳大悲與夏衍。1921年，陳大悲融外國戲劇理論與自己的實踐經驗於一爐，提出了“人的戲劇”的命題(《愛美的戲劇》)，奠定了陳大悲在中國現代話劇史上的地位。而夏衍則在契訶夫、狄更斯、高爾基等的影響下，用自己的一些理論(主要是一些後記與跋)及其創作，把中國現實主義話劇創作推進到了新的高度。
在中國現代散文、詩歌與戲劇的創作中，浙籍作家的很多理論探索對每類文學的發展都起著引導性的作用，而他們的理論探索又無不是在西方文化藝術的澆灌之下完成的。他們的理論探討顯示出了中國散文、詩歌與戲劇發展的博大視野與恢弘氣勢，同時也表露出我國現代文學發展敢於放眼外看的胸懷與氣魄。
至於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浙籍作家的理論探討與借鑒也有著不俗的成績，其中尤以徐誌摩、戴望舒、艾青與穆旦的理論探索最為突出。徐誌摩詩歌創作起於劍橋，英國的詩歌創作理論對他影響深遠，特別是英國浪漫派的詩歌，雪萊與拜倫的詩歌，以及哈代的詩歌等等。徐誌摩雖然沒有係統的詩歌理論著作，但我們從他在20、30年代所寫的一些散文中，是很能窺探西方文學創作理論對於他的影響，以及他的力求構築他的詩歌理論的努力，譬如《近代英國文學》、《藝術與人生》、《話》、《濟慈的夜鶯歌》、《湯麥司哈代的詩》、《厭世的哈提》等等。在中國現代派詩歌創作中，戴望舒與穆旦的成績尤為顯著，雖然戴望舒的《望舒詩論》(1932)與《詩論零紮》(1944)隻是隨感式的詩歌理論探討之作，但就在這短短的詩行當中，外來詩人的影響被鮮明地呈現了出來，那就是戴望舒對於外來詩歌韻律的喜愛與推介以及對於詩歌創作思想的重視。穆旦的詩歌理論主要集中在他現代期的兩篇文章《他死在第二次》與《慰勞信集——從〈魚目集〉說起》，以及當代期的與郭保衛的十幾封通信之中，在穆旦的詩歌理論中，艾略特與奧登應該是他提得最多的詩人，穆旦對於艾略特的知性詩歌理論與奧登的“發現的驚異”的博大詩境大為讚歎，行文之中無不流露出欣賞與效仿之意。在浙江現代詩人中，唯一有著係統的詩歌理論建樹的就是艾青了，艾青的《詩論》就是他詩歌美學思想的完整表達。在艾青的詩歌理論之中，外來影響的痕跡也是鮮明的，艾青曾說：“無論我寫詩，還是他作畫，都共同感到法國的存在。……在我們鋼筆和畫筆的筆尖上，也散發出來自法蘭西文學藝術之花的陣陣芳香。”不僅如此，在艾青的詩歌理論中，世界現實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是很明晰的，艾青就其根本來說就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