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是中國的疼痛，也是中國的夢想，這就是為何我要在“毛概”這門課程中，以現代化的話題作為開頭的原因。不論毛澤東思想，還是鄧小平理論，或是其他的什麼主義，共產黨建國60年來，最終想要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讓中國強大起來，實現現代化。不同的隻是有時候做得好一些，有的人做得好一些，而有的人或有的時候卻做得不夠好，遭遇了挫折。有時候是主觀上想做好，結果反而做得很不好，比如大躍進。有時候甚至是主觀上都沒有想過要做好，比如“文化大革命”。我在“導言”部分說過，這門課的基本精神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中國必須改革開放，必須現代化，而這一過程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想，隻要不違背這個基本精神，在堅持主流意識形態的前提下，我們可以並且確有必要對教材進行重整，用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新解釋曆史和現實。我的初步構想表現在這個“課程設計”上，其中有一些內容還可以削減。這個課程設計體現了這樣一個思想：這門課應該統一在現代化的理論視野和框架之下。共產黨建國後的60年和之前中國近代曆史的100年，不論有過多少曲折，多少艱辛，多少屈辱，中國人從良好願望出發所做的一切或對或錯的事情，包括我們今天正在做的所有事情，都不過是為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夢想而已。有了這樣一個既有學術合理性，又有曆史合理性的理論框架，這門課的脈絡就顯得清晰起來，就顯得可愛多了。因為任何一門課都要講道理，而不是蠻不講理。我將盡我所能，讓這門大家感到頭痛的政治課，盡量不那麼令人頭痛，而是具有科學精神。對教材真正的尊重，是創造性地解讀教材，而不是奉教材為圭臬，一字不改地照本宣科。我認為那是對教材真正的褻瀆，也是嚴重的“學術腎虧”的表現。
在第一講，我將首先評價一下中國的農耕文明和全球的近代曆史，解讀為何中國未能率先進入現代文明，中國的文化和這種文化塑造的人民有哪些根本的缺陷；為何曆史選擇了歐洲作為現代化的首倡者，這種新的強大文明如何與中國狹路相逢，中國在遭遇慘痛的失敗之後又進行了哪些有效的反思和探索，直到形成今天的世界格局；然後我要談談現代化的幾個基本標準，以便測量我們離它究竟還有多麼遙遠，從而有可能決定我們今天和未來應該如何行動。
中國在戰國時代已經進入農耕文明的成熟期，此後兩千多年，直到鴉片戰爭，盡管朝代更替，城頭變幻大王旗，但社會結構本身從未發生變化，生產技術和價值觀念也一如既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進入了一個學者所稱的“超級穩定狀態”，社會似乎從此停止了前進的步伐。這種狀態，有的曆史學家稱為長期繁榮，這是歌功頌德派；有的曆史學家稱為長期停滯，這是憤世嫉俗派。他們都忠實地描述了一個基本事實：中國的農耕文明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形態最為成熟的，它具有農耕文明的所有特征。
現代化是中國的疼痛，也是中國的夢想，這就是為何我要在“毛概”這門課程中，以現代化的話題作為開頭的原因。不論毛澤東思想，還是鄧小平理論，或是其他的什麼主義，共產黨建國60年來，最終想要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讓中國強大起來，實現現代化。不同的隻是有時候做得好一些，有的人做得好一些，而有的人或有的時候卻做得不夠好，遭遇了挫折。有時候是主觀上想做好，結果反而做得很不好，比如大躍進。有時候甚至是主觀上都沒有想過要做好，比如“文化大革命”。我在“導言”部分說過，這門課的基本精神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中國必須改革開放，必須現代化，而這一過程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想，隻要不違背這個基本精神，在堅持主流意識形態的前提下，我們可以並且確有必要對教材進行重整，用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新解釋曆史和現實。我的初步構想表現在這個“課程設計”上，其中有一些內容還可以削減。這個課程設計體現了這樣一個思想：這門課應該統一在現代化的理論視野和框架之下。共產黨建國後的60年和之前中國近代曆史的100年，不論有過多少曲折，多少艱辛，多少屈辱，中國人從良好願望出發所做的一切或對或錯的事情，包括我們今天正在做的所有事情，都不過是為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夢想而已。有了這樣一個既有學術合理性，又有曆史合理性的理論框架，這門課的脈絡就顯得清晰起來，就顯得可愛多了。因為任何一門課都要講道理，而不是蠻不講理。我將盡我所能，讓這門大家感到頭痛的政治課，盡量不那麼令人頭痛，而是具有科學精神。對教材真正的尊重，是創造性地解讀教材，而不是奉教材為圭臬，一字不改地照本宣科。我認為那是對教材真正的褻瀆，也是嚴重的“學術腎虧”的表現。
在第一講，我將首先評價一下中國的農耕文明和全球的近代曆史，解讀為何中國未能率先進入現代文明，中國的文化和這種文化塑造的人民有哪些根本的缺陷；為何曆史選擇了歐洲作為現代化的首倡者，這種新的強大文明如何與中國狹路相逢，中國在遭遇慘痛的失敗之後又進行了哪些有效的反思和探索，直到形成今天的世界格局；然後我要談談現代化的幾個基本標準，以便測量我們離它究竟還有多麼遙遠，從而有可能決定我們今天和未來應該如何行動。
中國在戰國時代已經進入農耕文明的成熟期，此後兩千多年，直到鴉片戰爭，盡管朝代更替，城頭變幻大王旗，但社會結構本身從未發生變化，生產技術和價值觀念也一如既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進入了一個學者所稱的“超級穩定狀態”，社會似乎從此停止了前進的步伐。這種狀態，有的曆史學家稱為長期繁榮，這是歌功頌德派；有的曆史學家稱為長期停滯，這是憤世嫉俗派。他們都忠實地描述了一個基本事實：中國的農耕文明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形態最為成熟的，它具有農耕文明的所有特征。
說她長期繁榮沒有錯。因為從秦始皇開始，中國社會總體上一直是富裕的，人民生活始終是相對幸福的，它的文明總量，不論人口數量還是國民生產總值，或者是人均產值，在世界上都是無可比擬的。當然那個時候並沒有在全球範圍內進行過比較，我們的祖宗還不太確定有沒有歐洲，它究竟在什麼遙遠的地方，更不用說非洲或美洲了。但至少就我們祖先的知識能夠達到的那些地方，都是無法和中華文明抗衡的。不要說朝鮮和日本國，也不用說西南方向的各個野蠻部落，更不用說極北苦寒之地那些可憐的遊牧民族，就是印度的白種人，大食或波斯的阿拉伯人，也都對中國的社會富庶和國家穩定羨慕不已。17世紀之前有教養有見識的歐洲人，在馬可波羅東遊記的極力渲染下，都把中國想象成夢幻中的天國——國家治理井井有條，人民生活悠閑自在，政府官員都是經過公平考試而選拔出來的知識分子，儒家學說深入人心，人人講文明、懂禮貌，藝術家像神仙一樣成天遊山玩水，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我說人民生活總體而言始終是比較幸福的，諸位可能不敢苟同。但如果我們不考慮每個朝代末期的戰亂，不考慮少數特例，中國人在農耕時代確實是比較幸福的。傳統的曆史著作總是對戰爭與亂世給予濃墨重彩的描繪，以致我們容易發生某種錯覺，仿佛絕大多數的人絕大多數時候都在受苦。這不是事實。曆史學家偏好戰爭與動亂，因為和平年代他們感覺沒什麼可吸引人的，沒有英雄，沒有波瀾起伏，有的隻是平庸的人和平庸的生活，這提不起曆史學家的興致。但幸福總是平庸的，政治和軍事上偉大的功績總是和死亡相伴而行，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從人本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本來不需要這樣的功績和英雄。看看《紅樓夢》裏的人們生活得多麼美好，風花雪月，飲酒賦詩，真是花柳繁華地，富貴溫柔鄉。就算《紅樓夢》寫的是貴族，不足為證，那就看看《金瓶梅》，那裏沒有貴族，不過是一群小市民而已。但他們上上班，打打牌，喝點黃酒，談點戀愛，春天踏青以觀桃花，夏天納涼而逗鸚鵡，秋來賞月，冬來踏雪，確實十分的安逸與滋潤。難道農民不幸福？嚴格地說，古代中國人都是農民。在太平時代，也就是魯迅所說“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農民一年之中通常隻需要工作一半的時間，然後就蓋房子，娶媳婦，生孩子，請客和做客，甚至也讀點發蒙的書，做點不太工整的詩詞，耕讀傳家，親人團聚，其樂也融融。如果不和工業文明相比較，用那個時代的標準去觀照，中國農民總的來說的確是比較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