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偉大的。他勇敢地提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地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這些話，成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指路明燈。
馬克思逝世以後的100多年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有了新的發展，資本形成機製有了不斷的創新。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科學技術飛躍發展，推動了生產力的飛躍發展，竟使資本主義逃脫了列寧稱之為“腐朽”和“垂死”的那個預言。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者，尤其是那些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通過議會競選和平掌權的執政者，借鑒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注重職工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做法，緩和了階級矛盾，不但走出了“腐朽”和“垂死”的困境，而且竟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和金融推上了一個新的繁榮發展階段，而且在經濟發展中進行人力資源投資，即提高對人的能力與素質的投資支出。這對經濟發展有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以至在當今社會中中高收入人群增加，出現了一個馬克思當年沒有能夠預見到的龐大的中產階級。
我們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一定要駕馭資本，推動資本形成機製的創新，響應中共中央提出的“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號召，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拓開更寬廣的發展道路。
我畢生從事金融實踐和研究。在我的80多年的人生中，有60多年同投資打交道的曆史。現在，整理這一生在投資問題上經曆或研究過的東西，無論是投資、貸款、“撥改貸”、資產的折舊和更新改造、融資租賃、企業的股份製改造和上市、資本市場的資本融資和債券融資、企業的資產重組、企業兼並和收購、企業的破產或“債轉股”，還是投資基金、資產證券化、金融衍生商品市場等等，原來都是在不同條件下創新了資本形成機製，成為擴張資本的手段。我從投資管理的實踐中體會到資本的擴張天性，因而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遭遇到的諸多經濟問題，都嚐試著從資本形成機製的角度進行闡述，比如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計委追求高指標形成的“生產壓基建、基建壓財政、財政擠銀行、銀行發票子”，地方政府的平調集體資金，企業的“基建擠生產、生產擠大修、大修擠成本”和亂挪亂拉貸款，地方利用“小措貸款”擴張資本來增加財政超收；改革開放以後地方部門和企業的承包經營，地方政府的“集資熱”、“債券熱”，地方辦基金會，地方辦金融,“假拆借”和“繞規模貸款”，“撥改貸”、“財政信用”和“債轉股”，以及在境外闖出香港上市的紅籌股，在境內出現的淄博交易市場和成都內部股交易的“紅廟子市場”等等。當然，有些確實是創新，有些則屬於邪門歪道的違規舉措。回顧這60多年資本創新的曆程，創新與違規，真理與荒謬，其實也就隻是一步之差！問題在於金融管理當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善於審時度勢、因勢利導，要善於從製度改革上理順生產關係，激發、保護和駕馭一切資本的積極性，為資本形成機製的創新鳴鑼開道，盡可能把一切閑置的社會財富轉化為創造財富的資本，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開拓道路，而不能總是當“搖頭派”，動輒處分勇於探索創新的幹部，更不能因噎廢食，把嬰兒和汙水一起潑掉！
鄧小平是偉大的。他勇敢地提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地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這些話，成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指路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