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到十八日的那晚上不曾下雨，歐洲的局麵早已改變了。多了幾滴雨，或少了幾滴雨，那對於拿破侖成了一種勝敗存亡的關鍵。上天隻須借幾滴雨水，便可以使滑鐵盧成為奧斯德裏慈的末日，一片薄雲違反著時令的風向，穿過天空，便足使世界整個崩潰。
曆史是不容假設的。當雨果作為《悲慘世界》故事的敘述者，從比利時的尼維勒到達滑鐵盧附近的烏戈蒙時，在作了上述這段“假使”的同時，又不無淡淡的幽默，說道:凡此種種，隻是為了今日的一個農民向遊人說：先生，給我三個法郎，假使您高興，我把滑鐵盧的那回事說給您聽聽。”
由於寫作《胡適傳》的緣故，我多次身臨傳主故鄉徽州。而那都是為了體認胡適晚年隨國民黨政府到浪花盡處，東海揚塵時所說的：“我將來寫自己傳記時，要一大章來寫徽州的社會情形。
在傳主家鄉績溪，從縣城到山村上莊，所到之處，隨時遇見一個行人，隻要他們得知我是來“尋找胡適”的，都會自然而然地向我講述一個胡適的故事。盡管他們話語中“胡適的故事”，有的純屬子虛烏有，有的是添枝加葉，有的是移花接木，但他們都為有胡適這位鄉賢裏聖而產生與你交流的話題。也許這個話題對他們來說沒有太大的文化功利價值，但起碼是一種談資和交流的媒介。胡適實際上成了他們向外界展示他們“文化之鄉”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號。
就傳主家鄉績溪而言，由於胡適個人沉浮之故，曾幾度輝煌，幾度暗淡，而今又再度展示出她的文化風光。“凡此種種”，隻是為了今日一個個績溪人向我或許多身臨績溪的外鄉人講述一個胡適的故事。
1989年秋至1990年春那個暴風雨過後的歲月，我到長江三峽漂泊，去廬山、黃山攀登，還到井岡山去跋涉。抹不掉的烙痕，化不開的情結，我思考最多的還是知識分子的政治意識和文化使命。且因寫作《茅盾傳》的緣故，我得以比較了胡適、茅盾兩種政治一文化不同取向的知識分子。
在那本簡略的《胡適傳》初版印行三年後，我第四次來到績溪時，一位胡適的親屬意味深長地對我說：“假如胡適先生1948年底不從北京大學校長的位置上走掉，你的《胡適傳》將是另外一個麵目吧？”
正是基於不容假設的曆史法則，我回答道“如果是這樣，中國現代文化史，尤其是學術思想史也會是另外一個格局。但這都是不可能的事了。
也正是這次談話，使我憶起了雨果《悲慘世界》裏的那一個值得人們品味的假使，和那個隨時可以“說給您聽聽”的故事的表達方式，並從中得到如下啟示：對於中國現代文化史一學術思想史來說，胡適何嚐不是一個拿破侖式的英雄（章士釗稱之為“適之大帝”）?（五四前後，三位文化名人曾在撰述中因胡適而提及績溪，使這個當時鮮為人知的小縣因胡適而輝煌。蔡元培:《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序》中說胡適“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中說中國青年“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中先後稱道“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1990年代，一度所謂“從政必讀《曾國藩》，經商要讀《胡雪岩》”時，因紅頂商人胡雪岩是績溪人，曾引起世人對“徽商”的關注。21世紀初因績溪出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而再度全球知名。）。同時也正如普希金在《致拿破侖》一詩中所雲：神奇的功業一旦建成，一代偉人立見凋敝。
20世紀的中國曆史，經曆了封建帝製覆滅、三民主義革命的實踐、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實驗三個重要階段。特別是20世紀初實驗主義的呼聲，20世紀末才在一個改革開放的環境下得到回應。這對胡適來說，不僅是一種曆史的給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參與。胡適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來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遺產則應是用世紀來審度的。
作為一個不自由的時代的自由主義者，胡適曾正視自己從事文化學術研究是正途，而談政治、幹預政治是歧路。在曆史的長河中，政治是暫時的，文化卻是永恒的。他留下的遺產，顯然很難用政治與學術劃為不相容的兩極，本傳則著重於胡適的“歧路”上追蹤。
百年新文化，一部胡適傳。
言歸正傳。請讀者隨我在對中國革命的自由主義進程的回眸中，“尋找胡適”，在胡適那“自由的感念與困境”中，以你個人的感知與理念參與胡適形象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