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決不在下文把《連環套》批評得那麼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如果我們對傅雷素昧平生，憑這幾句話，也可以幫助了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
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後來收在散文集《流言》裏。直到隔了將近四十年之後，張愛玲才對《連環套》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自我批評。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的筆墨是關於主義的論戰。仿佛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我在一九七八年寫的《懷傅雷》一文中，已經提到這件事，這裏不再重複。
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腰斬”，此後張愛玲也不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實為證。
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又一次承她信賴，要我提意見，其間還有個反複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並不嫌我信口雌黃。後來劇本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劇團的主持人是周劍雲，我介紹張愛玲和他在一家餐廳裏見麵。
那時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麵。
《流言》裏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這種款式。相片的題詞：“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之一，交際場上見多識廣，那天態度也顯得有些拘謹，張愛玲顯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朱端鈞，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飾流蘇的羅蘭，飾範柳原的舒適，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事後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旗袍麵子，穿在身上很顯眼，桑弧見了，用上海話說：“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導演，張愛玲的熟朋友。——但這是後話。
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兩次被日兵滬南憲兵隊所捕。第一次幸而沒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禮——嚴刑拷打，卻聽夠了被害者受刑時那種錐心刺骨的號叫聲。
京劇《文昭關》裏描寫伍子胥一夜間須發變白，我此時才有些親身的體會。憲兵隊在貝當路，人們談虎色變，諱言其名，稱之為“貝公館”。地點在美國學堂舊址。原來是雪白的建築，碧綠的草地，純潔得像天使；對門是莊嚴肅穆的國際禮拜堂，紫醬色的斜屋頂，牆上爬滿長春藤；貝當路幽雅安靜，是情侶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於什麼心理，挑選這麼個環境來開設他們的現世地獄。
我被釋放時，恰像剛從死亡線上脫險。對那個環境感覺特別靈敏，覺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裏，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複了她一個短箋，寥寥數行，在記憶裏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情。
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現其中有這樣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惟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台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裏，隨後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生了難分難解的複雜情緒。
在此以前，我剛好讀過餘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而發的《山河歲月話漁樵》。抗日戰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餘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但是對張愛玲的好心，我隻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傳奇》再版序言，一九四四年八月）張愛玲是敏感的，預言彈指間成為現實。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戰火依然彌漫神州大陸，的確是“更大的破壞”，但破壞不等於毀滅。古老中國和她的兒女，都在經受水深火熱的考驗。——張愛玲也在經受考驗，內外交困的精神綜合症，感情上的悲劇，創作繁榮陡地萎縮，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現，就像放電影斷了片。
一九四九年，在張愛玲看來，對她無疑是災難。但事實不像她設想的那麼壞，抗戰勝利初期對她喧鬧一時的指責早已沉靜。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吸引著億萬人的注意——沒有什麼比這更大的事了。一九五〇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裏，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麵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